读写

 Abstract：Previous studies have examined how information intervention affects intergroup prejudice and conflict. On that basis, this study introduced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cost into a behavioral model for identity and individual attitude change. The model predicts that changes in attitude are related to an individual’s initial identity, and the same information can either change or reinforce initial attitudes. Then, we used a survey to explore whether information about migration could change the attitudes of Shanghai residents toward interregional migrants to their city. We found that after reading neutrally described information about the benefits of internal migration, the attitudes of nonnative interviewees toward immigrants became more positive while those of native Shanghai residents became more negative. We also found that young, well-educated people developed more positive attitudes about immigrants after reading the information.


      我们生活在一个人口迁徙的时代，世界跨国移民人口至2015年已达2.44亿，但同时反移民的呼声也不绝于耳。中国当前正处在快速城市化的进程中，国内移民数量达到2.7亿，已经超过全球跨国移民数量。移民给人口流入地带来的经济好处是不言而喻的，但人们普遍不理解移民流入的好处，相反却凭直觉认为，是众多的外来人口造成了城市拥挤、污染和公共服务短缺等问题，这样的偏见导致了原住民对于外来人口的歧视和敌视态度，阻碍了城市内部的社会融合。
      信息干预是否能改变歧视的程度？目前的文献中给出的答案是肯定的。Paluck（2009）曾进行过一项著名的有关偏见干预的田野实验，探讨了大众媒体在缓和群际关系、消除外群体偏见中的作用，发现广播剧改变了当地听众原有的社会规范与行为，但并未改变其个人信念。
      本文指出，在接受信息干预后，态度的变化与个体身份密切相关。在Akerlof and Kranton（2000）模型的基础上，我们构建了一个个体态度改变的模型，其中，人们态度的改变是具有成本的，信息对态度的改变不仅与个体自身效用函数的具体形式有关，还与议题相关的总人数和期望社会平均态度有关。在这个模型中，个体改变态度的心理成本由自己承担，而改变态度的收益则因相关公正政策涉及到的人数增加而具有更强的外部性，因此，个体倾向于不改变自己的态度。同时，对同类身份群体的平均行为的预期将加强之前的态度。
      根据这个模型，本文还进行了一项有关对移民态度的实地实验。我们选择了上海这一中国最为发达和移民比例最高的地区，并通过田野实验结合问卷调查的方式对本地常住人口进行信息采集。在问卷中我们随机给出一则关于外地人来移民的“新闻”，通过设计的问题测度人们在接收信息前后态度的改变。这则新闻在内容上是对外来移民在发展经济、补充劳动力、缓解老龄化等方面的作用有积极含义的，但在写法上，表述很中性。在研究中我们发现，同样的关于移民有好处的信息对于人们的认知影响在不同群体中存在显著差异——移民对于移民的态度变化是正向的，而本地人口对于移民的态度显著变差，而在本地人中出现的这种态度变化主要是因为出生在本地的人口导致的，而出生在外地再获得本地户籍的人口并没有明显的态度变化。这一结果说明，中性的信息干预对态度的影响本身就受到了身份的影响。
      本文的研究结论是令人失望的。因为人们总是存在既定的身份，人们的态度转变往往会陷入某种僵化的状态，这可以被称为一种“理性的固执”，也许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常常是缓慢的。值得一提的是，本文在某些具体的分析结果里也显示出微弱的乐观信号，即，高教育水平和年轻的群体仍然会在接受信息之后对移民的态度变得更好，他们可能成为推动社会态度转变的主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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