冥想

地理和政治的经济学分析

——我和《世界发展报告2009》的一场约会

陆 铭*

大约在十年前，我意识到将政治经济学分析用于研究中国的区域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地区间关系和中央地方关系。之后，我和我的同事、学生一起研究了地区间市场分割和重复建设等一系列问题。在那些研究里，我们说了这样的意思，在中国，地理与政治是一对矛盾，经济开放和工业化使得地理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经济向沿海地区集聚成为一种趋势，然而，地方间的政治逻辑却使得每个地方都想最大化自己的经济规模，从而阻碍着生产要素的流动，成为一种反市场的力量。

时间到了2007年，我参加了《世界银行发展报告2009》（以下简称WDR）背景论文的写作。对于这本报告而言，我的工作只是沧海一粟，更重要的是，参与WDR的研讨让我感觉到学术生涯中难得的“心有灵犀”的碰撞。事实上，我认为WDR在2008年接近尾声的时候出版是当年经济学界最为重要的两件事之一，另一件是克鲁格曼在当年凭借新贸易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学中的贡献摘得诺贝尔奖。“地理”绝对是当年经济学界的关键词。

我还清楚得记得在东京的WDR工作会议上，项目负责人Indermit Gill总结道，城市发展的问题核心是解决“3M”问题，即分别用time、grime和crime三个词表示的拥挤、污染和犯罪问题。城市经济的发展有其规模经济收益，而3M则构成了城市发展的成本。城市发展的政策就是应该不断地通过技术和管理的改进来降低3M，释放城市的规模经济效应。

进一步地，WDR将地理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总结为城市问题、区域问题和国家问题。报告用三个D——Density(密度)、Distance(距离)和Division(分割)——来构建整个报告的分析框架。其中，密度带来规模经济，而城市是规模经济的集中体现。距离产生地区间的贸易成本，而基础设施的建设可以降低贸易成本，就好像拉近了地区之间的距离。相应地，区域发展政策的重点就是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来缩小地区间的距离，降低贸易成本。

三个D中，最厉害的是分割，分割体现了政治。此话怎讲？传统的经济学分析通常有两个假设，边际收益递减和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有了这两个假定，地区间和国家间的收入水平在长期一定是趋同的。对这个道理最简单的理解是，穷国的居民如果可以自由地转移到富国去，那么，除非两个国家的收入一样了，否则，穷国就不断会向富国移民。

事实上，现代经济发展并没有实现国家间的收入均等化。原因何在？因为传统经济学的两个假设都不太符合现实。一方面，资本边际收益递减的趋势是可以打破的，如果生产有规模经济性，生产要素的集聚可以使高技术的劳动力和企业产生知识的外溢性，加快技术进步，资本的收益将相应提高。

另一方面，就和政治有关了。发达国家是以本国居民的幸福——而不是全人类的幸福——为目标的，因此，他们的国界不会对所有人打开，他们所要吸引的移民或者有钱，或者有技术。于是，高技术的劳动力仍然在源源不断地向发达国家移民，而且主要是在向发达国家的少数人口密集区集聚，因为这些地方对于高技术人才的需求更大。另一方面，对于低技术的移民，除非特殊原因（比如亲属团聚或者政治避难），发达国家的大门是关闭的。这种分割的局面，就是由国家间政治决定的。

国家间生产要素的不自由流动其实主要就是劳动力不自由流动，资本其实是自由流动的，而且国际资本流动越来越自由。由于发达国家的技术创新不断在缓解其资本回报递减的趋势，结果，发达国家反而成了资本流入地。这看上去似乎有点不合理，缺钱的不应该是穷国吗？在经济学里，是否缺钱不能按谁钱少来理解，这个世界的实际情况往往是，越缺钱的地方资本回报越低，而钱多的地方反而资本回报高。

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欠发达国家的前景的确黯淡。在国家间存在劳动力流动障碍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实现追赶的唯一途径就是参与全球化，实现自由贸易。我们不是穷吗？那么，我就生产在价格上有竞争力的产品，卖到发达国家去，让那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发达国家无处可逃，全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来。结果，发展中国家通过贸易而致富，发达国家的低技能劳动力被替代。

在中国，有人用煽情的语言来告诉国人，我们挣的钱是“微笑曲线”中间的低端部分，研发和销售这两头都很挣钱，而这两头都在发达国家。可是，挣辛苦钱有什么错吗？这就是我们在现阶段能做的。你要知道，中国恰恰是全球自由贸易体系的得益者，对此，看看加入WTO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就知道了。而且，你还要知道，中国恰恰是通过走了一条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道路，今天中国的出口产品结构向高端爬升的速度非常快。

当今世界，只有极少数国家不太相信自由贸易对于致富的重要性，也可能是因为某种复杂的原因而假装不相信。这些国家中，以北朝鲜为代表。在印度，也仍然有强大的势力在抵制自由贸易，不过情况正在好转。在拉丁美洲，曾经走过“进口替代”的道路，结果是经济停滞，不过拉美学者自己不太愿意承认这是政府战略出了错。不管你主观上怎样看世界大势，事实上，二战后，只有少数几个经济体成功地加入了富国俱乐部，这些经济体主要集中在东亚，他们的共同经验就是贸易开放，按自己的比较优势来发展。

中国在改革开放前，也走的是闭关锁国的路，没能如愿以偿地“赶英超美”。近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的最重要的一条经验也是开放。在这条路上，中国经济的规模已经“赶英”，在2030年前，中国经济的规模将实现“超美”。即使在人均意义上中国与美国还差很远，但2030年的中国也肯定是高收入国家了，除非出现非经济的因素使得当前的发展势头中断。

有关WDR的故事讲完了。我特别强调了国家间的政治，但正如我曾不断强调的那样，中国经济在追赶发达国家的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一个优势就是它的大市场。人口规模利用得好，它就不是负担，而是中国企业借助于国内市场实现规模经济效应的优势。我已经反复撰文提醒，中国要警惕地方利益超越了国家利益，市场被零碎分割，每个地方都只想着做大自己，忘记了自由移民才是地区间实际收入水平趋同的实现途径。令人忧虑的是，大城市的移民政策仍然在强化技能水平作为获得本地户籍的条件，怎么看，这都像是国家间的移民政策，不应该出现在一个国家内部。

（《世界银行发展报告2009》中文版已经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报告原文可在世界银行网站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