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

Yilin Zheng, Jiewei Li, Ming Lu, 2025, “Do Provincial Boundaries Hinder Population Flow in China? Evidence from Big Data of Coach Flows,” Asian Economic Papers, 24 (3): 103–129. doi: https://doi.org/10.1162/ASEP.a.11

Do Provincial Boundaries Hinder Population Flow in China? Evidence from Big Data of Coach Flows

Yilin Zheng, Jiewei Li  and Ming Lu

Abstract：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monthly intercity population flow index using high-frequency coach flow data from 2018 to 2019 in China. Within a framework integrating geographic, cultural, and institutional fac- tors, it investigates the potential institutional barriers to cross-regional population flow.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both non-institutional factors (natural geographic barriers 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and in-  stitutional factors—primarily administrative forces—significantly hinder cross-regional population move- ments, revealing strong provincial border effects. These findings remain robust after controlling for ge-  ographic proximity, substitution effects of direct rail services, and validation using mobile signaling data. Further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population flow, compared with commodity flow measured by truck traf- fic, faces a more pronounced provincial border effect, particularly in cross-regional labor mobility. While the traditional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hukou) significantly affects long-term migration, its impact on short-term population flow is relatively limited.

郑怡林、李杰伟、陆铭 | 省界阻碍了中国的人口流动吗？ 

——基于客车车流大数据的实证研究

郑怡林、李杰伟、陆铭

摘 要：

本文基于2018年至2019年中国高频客车车流大数据，构建城市间月度人口流动指标，在地理、文化和制度的分析框架下，重点探究跨地区人口流动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制度性因素影响。研究发现，地区间自然地理屏障、文化差异等非制度因素，和以行政力量为代表的制度性因素，均会阻碍人口的跨地区流动，表现出明显的省际边界效应。以上结论在充分考虑城市间地理邻近性、城市间直达铁路客运替代性，以及使用手机信令数据时均保持稳健。进一步拓展分析表明，与货车车流度量的商品流动相比，人口跨区流动存在更大的省际边界效应，且该效应更多存在于跨地区劳动力流动中。传统的户籍制度对长期人口迁移行为有显著影响，但对于短期人口流动的影响则相对有限。

引 言：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前提和基本保障，也是实现长期、全局、多维的现代化发展目标的必然要求。自《“十四五”规划》起，畅通国内大循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在中国的重要性不断提升。2022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发布重磅文件《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以及《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2024年7月召开的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也再次强调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对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意义。商品与要素市场均需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决定性作用，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继续畅通流动渠道，实现更大范围的高效集聚。

在过去几十年中，学者们更加关注商品市场一体化（Naughton，2000；Poncet，2003；陆铭和陈钊，2009；行伟波和李善同，2011；Zheng et al., 2022）。实际上，经过几十年的技术进步和产权保护、营商环境等方面的制度改革，如今商品市场的分割情况已经有了极大地改善，商品基本能够在地区间相对自由地流动。与之相比，人口等要素的地区间流动则面临更为严重的非关税壁垒。这种流动性壁垒既包括由自然地理屏障、文化差异等非制度性因素直接或间接增加的地区间交流成本，也包括—甚至可以说更为重要的是行政力量为主导的制度性障碍。

在大多数理论模型中，人口既作为产品和服务生产的劳动力要素投入，又作为产品和服务消费对象，天然扮演两类角色。现实的情况则更加复杂，尤其是当人口流动起来后，流动中的人口是以劳动提供者属性为主，还是以产品服务消费者属性为主？是以长期迁移决策为主，还是以打零工等谋取短期收入为主？不同类型的人群在流动过程中可能存在异质性的制度性障碍。现有研究主要关注以长期迁移决策为主的劳动力流动（刘毓芸等，2017；Su，2018；Tombe and Zhu，2019；张吉鹏等，2020；Guo et al., 2022）。但仅仅关注人口迁移决策是不充分的，尤其是在户籍等直接约束人口迁移的制度不断放松的背景下，以消费驱动的人口流动、短期务工需求下的人口流动，在后工业化时代下也应更加重视。

本文基于2018年至2019年中国客车高频车流大数据，构建城市对月度的人口流动指标。该指标不同于过去由人口普查确定的人口分布，进而反推计算的长时期人口流动情况，而是依托高频的交通流数据，从实时流动轨迹来测度人口实际流动，更具有现实代表性。在引力模型的基础上和地理、文化和制度的分析框架下，本文重点关注中国人口流动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制度性因素影响，用省际边界效应来衡量。

研究发现，地区间自然地理屏障、文化差异等非制度因素，和以行政力量为代表的制度性因素，均会阻碍人口的跨地区流动，表现出明显的省际边界效应，跨省人口流动规模相较于同省流动规模大约减少了76%。以上结论在充分考虑城市间地理邻近性、城市间直达铁路客运替代性，以及使用手机信令数据时均保持稳健。进一步拓展分析表明，人口流动与商品流动在省际边界效应上存在显著差异，后者的省际边界效应明显大于前者，人口流动面临更为严重的制度性障碍。从作用人群看，该制度性障碍更多存在于异地务工人员流动中，而非以消费驱动为主的人口流动。传统的户籍制度对长期人口迁移行为的影响更为显著，对于本文所关注的短期人口流动的影响则相对有限。

本文在以下三个方面对现有文献形成重要补充。

第一，本文立足现实人口流动探究其影响因素。既有文献大多聚焦商品市场一体化（陆铭和陈钊，2009；行伟波和李善同，2011；Zheng et al., 2022），关注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并不多。其中，又以长期人口迁移决策为主，学者们发现人口迁移存在明显的省际边界效应（Su，2018；Yang et al., 2022），工资水平、户籍制度、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水平都会影响人口迁移（夏怡然和陆铭，2015；张吉鹏等，2020）。然而以上研究往往基于固定时点下的人口调查数据，通过户籍地与居住地的分离反推地区间的人口流动，对于现实人口全过程流动代表性较为片面。本文基于高频的客车车流大数据，精度理论上可达城市对*日度层面，能够很好地捕捉人口短期跨地区流动行为。因此，本文所度量的人口流动，不仅包括劳动力流动，也包括以消费驱动为主的其他类型人口流动，更符合现实情况。不仅如此，本文还创新性地基于地区和时间异质的农忙指数，区分了劳动力驱动和消费驱动的人口流动，比较了不同出行目标下的人口流动所受到各类因素影响的异质性。

第二，本文同时考虑了制度性因素和非制度性因素对于人口流动的影响。现有研究往往从单一维度视角分析人口流动的影响，尤其是以户籍制度为代表的某类制度性影响（Su，2018；张吉鹏等，2020），对于城市间地理和文化等非制度性因素关注不足，也缺乏对人口流动的多因素分析。本文参照Zheng et al.（2022）的做法，通过方言差异程度衡量地区间文化差异，通过驾车距离与实际直线距离的比值构建“地理分割指数”来度量地区间自然地理阻隔程度，通过省际边界效应测度地区间可能的制度性障碍，将自然地理因素、文化因素和行政力量放在同一个框架下分析人口跨地区流动的潜在堵点，相对更加全面和直观。

第三，本文在相同的标准下比较了商品流动和人口流动的制度性障碍。既有文献大多孤立分析商品流动或劳动力流动，很少将二者关联起来。在同时考虑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研究中，部分学者主要关注商品市场分割对于劳动力迁移的影响（Guo et al., 2022），又或是通过各地区商品价格波动与工资波动的变化比较商品与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水平（赵奇伟和熊性美，2009），由于缺乏统一的测度标准，这些结论的可比性和直观性都相对不足，很难对现实情况提供准确的证据支撑。本文利用覆盖率极高的中国车联网平台的车辆行驶轨迹大数据，经相同的处理方法获得高频的地区间货车与客车车流，并以此分别代表商品和人口的跨区流动，保证二者的可比性，也提高了本文结论的准确性。

本文的研究也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首先，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以为政府优化区域政策设计提供直接证据支撑。本文测度了人口流动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各类障碍性因素大小，强调了降低人口流动的制度性成本的必要性和优先性。通过区分收入驱动的劳动力流动和消费驱动的其他人口流动，本文能够帮助政府更有针对性地调整相关政策，提高劳动力配置效率的同时允许人们在更大市场享受更多样性、更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改善总体福利。此外，本文对于人口流动的分解和多因素分析，也同样适用于欧盟等存在地区间流动壁垒的经济体。即使在美国各州之间、欧盟各国之间，人口流动也面临种种制度性障碍（Johnson and Kleiner, 2020；Dorn and Zweimüller, 2021），本文的方法和结论仍具备一般性的参考价值。最后，本文基于客车车流大数据分析人口流动的各类障碍性因素，拓展了大数据在社会经济领域的应用，也为未来的相关研究提供了可参考的研究范式。

图 (a)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无论双边城市的归属关系，地区间由客车流量代表的人口流动规模均随距离衰减。进一步地，在同一距离上，省内流动规模（以空心圆表示）始终高于跨省流动（以实心点表示），但随着距离增大，两者差距逐渐收窄。这表明人口流动过程中也存在较为明显的省界边界效应，且该效应在远距离城市对中更加微弱，这主要来自于火车、飞机等其他交通方式的替代作用。当聚焦更近距离的同省和邻省城市对样本中，如图(b)所示，同省与跨省城市对间的客车流规模就更加接近。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中国客车车流大数据，构建城市间月度人口流动指标，在引力模型的基础上和地理、文化和制度的分析框架下，重点关注中国人口流动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制度性因素影响。

研究发现，地区间自然地理屏障、文化差异等非制度因素，和以行政力量为代表的制度性因素，均会阻碍人口的跨地区流动，表现出明显的省际边界效应，跨省人口流动规模相较于同省流动减少了约76%。以上结论在充分考虑城市间地理邻近性、城市间直达铁路客运替代性，以及使用手机信令数据时均保持稳健。进一步拓展分析表明，与货车车流度量的商品流动相比，人口跨区流动存在更大的省际边界效应，制度性障碍更严重。从作用人群看，该制度性障碍更多存在于异地务工人员流动中，而非以消费驱动为主的人口流动。传统的户籍制度对长期人口迁移行为的影响更为显著，对于本文所关注的短期人口流动的影响则相对有限。

上述结论揭示了一个事实，即使基础设施的建设已经极大降低地区间交流成本，限制商品和要素跨地区流动的显性制度约束基本消失，人口流动本身仍然存在不可忽视的制度性障碍。人口向区域中心城市和沿海大城市集聚本是城市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过程，但当前中国的大城市在吸引更大范围的人口集聚上仍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间，尚未发挥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的优势。

这种现象并非中国独有。当地方政府缺乏长期和全局的视角看待区域发展时，他们会更倾向于把人口和其他资源留在本地，做大本地经济总量，而非从更大范围、更长远的视角考虑如何改善人们的平均福利。在这样的背景下，打破人口流动的行政壁垒，允许人们因追求更高工资、更好服务而自由流动，才能以更小的成本提高总体的资源配置效率，更好地发挥统一国家的规模优势。对此，最核心的做法应是从更高层级政府（如中央政府）开始，优化制度设计改变地方政府激励。在人口流入地推动实现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均等化，让户籍制度回归登记属性；在人口流出地减少禁锢人们脚步的枷锁，如放松农地、宅基地等使用权流转限制等等。在当前全球格局向区域化发展的现状下，充分降低本国或区域内部商品和要素流动的各类障碍，改善总体资源配置效率，是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