冥想

城市不死
 
陆 铭*
 
   
    最近关于城镇化和区域经济发展的讨论很热，我自己也参与了很多争论，感受是现在误解很多、分歧很多，连学者内部都有很多误解，而这些误解恰恰又现在或多或少影响我们当前经济政策的制定，很多政策跟学术研究里面所得出的政策含义几乎是反过来的，这实在是让人非常着急。我们今天讲的城市发展不仅是一个城市的问题，它关系到一整套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道路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问题。我们今天在讲，要建设和谐社会，要调整产业结构，要刺激内需，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说到底是一个城市问题。
    我演讲的题目叫“城市不死”，有点悲壮，是想表达一个意思，就是说现代经济增长就是要靠城市，而且要靠大城市。很多人都认为城市该死了，城市有很多病。大家一翻开媒体，每天都会有文章去讲城市病，等会儿我也会讲城市病和城市发展的关系。不管怎么样，我今天想通过这样非常醒目的标题告诉大家，经济的生命、生活的质量都在城市里。
 
  
三个误解
    我们先看三张图，直接针对当前的一些误解。首先给大家看的这张图是来自于《世界发展报告2009》。[1]当前有一个很大的误解，就是觉得中国经济太密集了，并举一些东部地区的例子。那么中国整体的集聚水平到底如何呢？图1是人均GDP和集聚指数的关系。横轴是表示一个国家的人均GDP，纵轴表示这个国家集聚的程度，圈圈表示这个国家的位置，圈圈的大小表示这个国家人口规模。通过这张图我想讲几句话，第一，右上角的国家，你一看这些国家的名字就知道，都是发达国家。这意味着什么？越发达的国家经济的集聚程度越高。而在左下角，埃塞俄比亚、博茨瓦纳，这些都是欠发达国家。欠发达国家经济集聚程度都不高，为什么？因为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是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尤其是以现代服务业为主，工业需要集聚，服务业比工业更需要集聚，这就导致了发达国家经济集聚程度更高这样一个现象。
我们再来看中国，中国在左下角，不仅比发达国家的集聚程度低，而且跟中国发展阶段接近的发展中国家相比较，比如印度、巴西、南非，我们国家的经济集聚程度也是低的。我的意思是说，讲中国经济集聚过度了，毫无数据支持。我们可以说中国今天集聚的程度比过去高了，但是绝不意味着放到国际视野里面，中国的集聚程度就是高的。恰恰相反，我们做的非常不够，而这个跟阻碍要素流动有关系，这个等会儿再讲。

图1：经济发展与集聚
 
    看第二张图吧。有人一讲到集聚，就走极端。比如说我在公开做讲座时，有人问，是不是说全国13亿人口都集聚到上海来？一个国家的集聚程度有多高，它是由集聚所带来的好处和集聚所带来的坏处的权衡所决定的，集聚会带来好处，但是集聚也的确会带来坏处，比如说拥挤、污染、犯罪。当集聚带来的好处不够高，而坏处体现出来之后，它就会导致集聚的水平会相应的稳定下来。而在这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变量，就是生产要素的价格，集中体现在土地、房价和劳动力工资上。
图二的横轴是人均GDP，纵轴是一个国家的集聚指数，表明经济不会无限制地集聚。在发达国家发展过程中，集聚程度不断在提高，提高到一定阶段它就稳定了，不会无限制地集聚下去，因为这个时候中心集聚区的生产要素价格太高了，使得生产者觉得没有必要在纽约这样的大城市附近生产，也会使得一部分老百姓觉得没有必要生活在大城市。
 

图2：集聚指数上升，然后保持稳定
横轴为人均GDP（以2000年的美元计），纵轴为集聚指数
 
    第三种误解是认为集聚会带来经济发展的地区间失衡。请大家回过头来看这两个图，在这两个图中，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会导致集聚的上升，那么，是不是发达国家是区域间发展水平或者收入水平差距更大的国家？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以后说我要出去看看，他跑到美国去一看，看到美国的城乡和区域间平衡比我们中国做的好。世界银行做了研究，问世界上这些国家都怎么实现区域间平衡发展的呢？他们的基本结论总结成两句话，第一句话是所有实现了地区间平衡发展的国家都是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国家，第二句话是凡是动用经济资源的行政性配置去追求地区间平衡发展的国家没有一个成功的。这里面就蕴含着经济学非常基础的一个原理，就是要素流动会使得要素回报均等化，这种要素回报均等化可以发生在城乡间，可以发生在地区间，可以发生在部门间和行业间，只要没有要素流动的障碍。比如说一个人大学毕业了，想留在上海工作，当大家都想到上海来，到一个什么阶段他就不来了呢？他觉得在老家工作收入和在上海工作收入差不多他就不来了。
发达国家在人口自由流动的过程当中，它的区域差距一开始是扩大的，为什么呢？因为在一开始的这个阶段有一部分劳动者优先享受了在发达地区的集聚所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所以他就先富起来了。但是经济发展再往后，劳动力再自由流动，区域间的发展差距会趋向于收敛的。发达国家走过的是一个区域间差距扩大再缩小的过程，呈现出经济发展水平和地区间差距的“倒U形”曲线。反过来推，如果你阻碍要素流动，反而使得区域间差距会扩大。

图3：发展水平与地区差距
横轴为人均GDP，纵轴为地区间工资（或收入）差距
 
    这里，我还要插一句话，什么叫地区差距？可能在座各位已经在想了，集聚怎么会导致区域差距缩小呢？当我们讲到地区差距和区域间平衡发展的时候一点要区分两个概念，第一个是总量的差距，第二个是人均的差距。对于经济增长和地区平衡来讲，我们要讲的是人均意义上的增长和平衡，不是指总量意义上的。全中国的每一个城市都做成跟上海一样大，2300万人口，有没有意义？没有意义的，也违反经济规律。真正有意义的是什么？是每个地方的老百姓收入水平缩小到最小，名义收入缩小到没有是不可能的，但是实际收入的差距却可以缩小。
    什么叫实际收入差距呢？就是一个地方的名义收入扣除掉这个地方的生活成本。说的通俗一点，上海收入是高，但是房价高，物价也贵。当把这个考虑完以后，每个地方的实际收入实际上是一样的，这一点谁做到了，美国做到了。有实证研究发现，美国的城市和城市之间，在考虑到生活成本的差异以后，城市和城市之间生活水平一样的。
    再往下，地区间平衡的意义在哪里呢，就是生活质量是平衡的。在大城市收入是高一点，消费的多样性会多一点，比如说你在上海可以看世博会、可以看歌剧，但是到了一个小城市你要一场电影可能都很困难。但是大城市的代价就是前面讲到的，你毕竟有拥挤、污染加上心里压力这些问题，而在小城市这方面相对来说比较舒服，体现出生活质量的平衡。
 
 
 
三个问题
 
    我们先提一个问题，世界到底是不是平的？从区域发展来讲，世界从来都不是平的。世界经济发展是高度集中在少数国家的，而这些国家内部是集中在少数城市的。如何去理解“世界不是平的”这样一个现象呢？《世界发展报告2009》当中问了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分别涉及到城市发展、地区发展和国家发展，我为这三个问题再分别加上三个与中国发展有关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东京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城市？如果按照东京圈的人口来统计的话，人口是3500万，而东京圈的面积相当于上海加上苏州。与此相关的中国问题是，为什么上海会继续长大？不是说上海要做国际大都市吗？不是要让长三角成为全国经济的龙头吗？不是要让上海成为长三角的头吗？把城市发展给限制住了，能成功吗？这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跟区域经济发展有关系，为什么西伯利亚人烟稀少？相应的，我要问另外一个跟中国有关系的问题，看起来不是很相关，其实是本质上一个问题。社科院朱玲老师在一篇文章里讲了一个故事，当苏联解体以后，新疆开始跟俄罗斯做边境贸易。在新疆有个宾馆，跟俄罗斯的贸易做得越来越频繁以后，这个宾馆变成了贸易口岸，有贸易功能，有娱乐功能，这个本身就是一个集聚的例子。朱老师观察到一个现象，在新疆把产品往俄罗斯卖的商人都是浙江商人，不是新疆商人，而且浙江商人卖的东西都是在浙江生产的，不是在新疆生产的。于是她就问了个问题，你们为什么不在新疆生产卖到俄罗斯，这样你不是省了远途的运费吗？
    第三个问题，为什么非洲国家那么穷？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来讲，下一轮发展的重点肯定是非洲国家，非洲怎么脱离贫困？我问的一个相关的问题就是中国的内地如何追赶？中国的内地比较落后，按照联合国的说法，上海已经达到欧洲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但是贵州仍然是一个非洲国家的发展水平。问非洲国家为什么那么贫穷，就跟问贵州为什么贫穷是一个道理。最近贵州要搞工业强省计划，贵州是不是依靠工业强省计划就能发展起来？如果是这么简单的话，那么是不是在非洲国家也可以通过国际的援助，在这些国家多搞点工业项目，它就也发展了呢？
    我们还可以换一个方式来问问题。一个国家发展经济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减少贫困，实现生活质量的提高。而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主要是集中在农村的，我们来问一个问题，如何减少贫困？是经济发展还是资源转移？有用中国数据做的研究告诉大家，在中国，几乎所有的贫困减少都是由经济发展带来的，经济发展带来收入水平提高，贫困就减少了。那么政府的扶贫政策有没有起到效果呢？经济学家的数据分析显示，用处不大。如果你相信这个结论，经济发展是减少贫困最重要的手段，那么，特别是进入工业和后工业化阶段以后，经济发展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换言之，如果要减少贫困或者减少农村贫困，是应该通过发展城市来减少农村贫困，还是应该发展农村来减少农村贫困呢？
    如果你相信经济增长是减少贫困最重要的途径，你应该选择城市，也就是说通过发展城市来让农民不断变为工业和服务业的从业人员，才能最终减少贫困。大家要问了，那剩下的农民不管了？不是不管，剩下的农民从农民变成农场主。制约农业发展的瓶颈要素是土地，而制约工业和服务业发展的瓶颈要素是资本，资本是可以无限积累的，而土地是不可能无限增加的，所以一旦当土地决定了农产品的增长极限的时候，要提高农民的人均收入只有减少农业人口。而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却可以不断地资本积累，不断地创造就业。这就是为什么在发达国家工业和服务业比重很高，但是城乡没有差别的原因，因为他们的农民是农场主。
    第二，区域间的经济发展收敛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非常重要的，这里就出现了两个政策选择：第一个政策选择被我称为“动钱”的政策，就是把资本移向劳动力；第二个政策我称之为“动人”的政策，就是把劳动力移向资本。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和大家都齐声叫好的所谓“产业转移”是在动什么？动钱。我们通过财政转移和产业转移，我们希望内地也获得发展空间。而在动钱的同时我们还在动另外一个资源，就是土地。我们把大量的新增建设用地指标投向了中国的内地，而且截止到目前我们仍然把土地的配置政策作为一个重要的支持内地发展的政策。
    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理论问题在哪里，就是你相信不相信地理对于经济增长是重要的。如果你相信地理是重要的，中国经济又是一个高度开放的经济，那么港口就是重要的。如果你要是不相信地理的作用，要把产业搬迁到内地去，那我给大家讲个故事。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有两位台湾老师，专门研究台商的，他们最近在广东调研，发现大量的台资企业在搬离中国。另一个例子，我有一位同事在香港开会，下面有很多是企业家，现场就问了在座的各位企业家，你们有没有把自己的厂开到中国的西部去，没有一个人举手。为什么？因为企业家的目的就是挣钱，人家不是教堂里的传教士，也不是扶贫机构。与中国的内地相比较，企业为什么不去工资只有中国二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的东南亚国家？人家的深水港并不比中国更差，而且离欧洲更近，还节省运费呢。我们再来看实际数据，最近我的同事陈钊和吴建锋的研究发现，最近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心有没有发生向西部的移动。
    在家现在所看到的往西部的产业转移是怎么进行的？大量是行政推动的结果，而且靠国有企业。这会导致什么结果呢？我的研究发现，在西部出现了非常严重的城市面积的扩张速度和城市人口的扩张速度的脱节，前者是后者的3倍，就是城市面积越来越大，经济却没有创造足够的就业。我的另外一项研究发现，中国经济有严重的资本深化倾向，也就是说，即便中国当前仍然是一个劳动力还很富足的国家，现在的经济发展已经远远偏离了当前中国劳动力供给的状态。体现在一个指标上，就是单位GDP增长所创造的就业。按照道理来讲，一个国家越发达资本越便宜，劳动力相对来说越贵，它的单位GDP增长所创造的就业是越低的，而我们的这个指标甚至比那些比中国更加发达一点的发展中国家还要来得低。这个现象在哪里更严重呢？是西部，西部的资本深化速度比东部还要快。
    我们再来讲投资回报，这么大量的投资下去了，能不能创造相应的产出呢？整个中国的投资回报在下降，最严重是哪里？又是西部。这就是违反经济规律的后果。
    在动钱和动人两种方式下，如果简单地依靠动钱，就忽略了地理对于经济增长发展的重要性。为了提高人的收入水平，为什么不能让贵州的人动到江苏、浙江、上海来呢？我们一边在讲沿海地区劳动力短缺，一边又阻碍劳动力流动。不让劳动力流动起来，地区间发展水平是更平衡还是更不平衡？在人均意义上是更不平衡了。所以，如果你相信贸易和市场接近是重要的，地理就是重要的。如果地理是重要的，发展政策和追求区域间收敛的正确选择应该是动人而不是动钱。
    如果地区之间要实现劳动力自由流动，那么国家之间呢？国家之间是另外一码事。国家之间要自由移民，可以不可以？不可以，因为国家与国家之间是政治问题，美国不会说我要跟中国缩小收入差距，美国巴不得跟中国收入差距大一点，所以它的政策一定是只要优秀人才，低端劳动力他不要，这是政治。
    当劳动力没有办法实现自由流动的时候，大家知道缩小国家间差距有一个办法，就是用贸易的自由化来替代劳动力流动。反过来讲，作为发展中国家，大量的受高等教育的人跑到美国留学，留在美国成美国人了，该怎么办？对于高技术劳动力国际间的移民要征税，要设置障碍，这就是政治经济学。国家和国家之间的移民和一个国家内部的移民是完全两码事。
  
 
三个D
    这样一来，区域经济发展的三个D就引出来了。第一个D叫density，就是密度，密度对经济发展非常重要，而城市就是规模经济最为重要的体现。规模经济体现在三大方面，第一个就是分享固定投入，生产者有固定投入，比如说基础设施，比如说开发区建设，都是固定投入。人口越密集，分享这个基础设施的企业就越多。从消费者角度来讲也有固定投入，比如说开餐馆，餐馆客流量越大，平均每个消费者分摊的餐馆投入成本就越低。
    第二个效应是劳动力市场的匹配。你作为一个生产者，要招什么样的人在大城市里都能招得到，在小城市你就招不到，因为不够专业化。反过来从劳动者这个角度来讲，你学再冷门的专业，在上海都能找到工作。温州的企业长大后，常常会搬到上海来，原因就在于，当企业升级了，需要更高技能更专业的劳动力了，温州就满足不了这个需要了。
    与之而来的就是第三个效应，学习效应。专业化以后，你就越做越好。比如说，为什么全世界最好的中餐馆是在上海和香港，因为这些餐馆可以专业化。大学生为什么毕业以后愿意留在上海？我们很多人说大学生就业难，大学生其实不傻。一个人在选择自己的就业地的时候，他考虑的是终身的受益，大学生初次就业后的起薪虽然只有五千块，但是他在一个会计事务所里面干一年，跳个槽，收入翻一倍了。这就是学习效应。
    我再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我有个朋友，是台湾人。他的姐姐学中医搞针灸的，原来在台北，后来到上海来学习，学完以后不走了。他就问他姐，你干嘛不回台北？她说，我到台北一天扎30个，我在上海一天扎300个。你不要小看这句话，这句话里有规模经济，客户多分享了诊所的固定投入。另外，所有的现代以知识和技能为主要投入的行业都有特点，那就是，越做越好。就比如我自己，我今天讲的这个东西，我讲了很多遍。为什么？因为我在上海，我跑到中西部的某个小城市去，我讲给谁听？规模经济导致专业化，专业化又进一步产生学习效应。为什么现在大城市人越来越多？因为经济结构发生变化了，现代经济里面越来越多的是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为什么全世界一流的演员、教授、医生、做咨询的和金融的都在大城市？他们难道不知道大城市比较拥挤，并且房价贵吗？都知道，但他们还是到大城市来，因为规模经济和学习效应。
    第二个D叫distance，即距离。世界上为什么会有不同地方的发展水平的差距？随着基础设施的改善，地区和地区之间的距离是可以缩小的，虽然物理距离不能缩小，但是经济的距离和时间的距离是可以缩小的，距离缩小就会导致生产要素的集中。大家想，在骑马的年代，要把欧洲的东西卖到中国来，中国的东西卖到欧洲去，这成本太高了，所以大家都独自发展。后来有轮船了，再后来有火车、汽车、飞机了，交通运输不断的发展和流通成本的下降会导致什么？企业会充分享受集聚地的分享、匹配和学习效应，在生产率提高的过程当中，宁愿承担交通运输费，把产品集中生产，再卖到别的地方去，还是划算的。
    不同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和经济活动的高度集中，实际上跟基础设施的完善是有关系的。改革开放之初广东广西差别不大，为什么广东在改革开放以后一下子把广西甩到后面去了？道理很简单，因为广东距离香港近，距离香港近就距离国际市场近。与此同时，广东和广西之间的道路和铁路也足以让广西的人到广东去打工，那企业怎么会到广西去投资呢？
    第三个D是division，即分割。尽管基础设施可以导致地区之间的实际距离减少，但是在国家间仍然存在国界。国家间持续地存在市场分割，这就会导致国家间差距持续存在。一个具体的现象就是中国留学生回流的只有三分之一，高技能的走了，低技能的走不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给我们一个预期，国家间应该是可以实现经济发展水平的收敛的，但是为什么没有出现呢？我们前面讲过，经济学最基本原理是要素流动才能导致要素回报均等化。我给美国来的学生讲课的时候问他们，现在如果你是联合国秘书长，你想找一个政策让中美经济发展水平和收入水平均等化，你会怎么办？美国学生第一个反映是给中国人钱，我说谢谢，还有没有更好的政策？有些学生稍微想一想，能想到第二个政策，就是把美国国界给打开，让中国人自由移民，这样中美收入差别就缩小了。当然，这是不可能的，现实生活当中劳动力是不能自由流动的，所以，国家间的发展水平收敛未能实现，这是因为division持续存在。
  
 
流动
 
    空间力量对于经济发展是非常重要的。这里我们涉及到了规模经济，涉及到了交通成本，也涉及到了要素流动，这里面的几个现象要相应给出解释。
    第一，关于城市发展，我举了消费的例子，为什么在上海什么都买得到？这个跟规模经济有关系。第二，关于区域发展，为什么浙江会出现专业化生产，为什么要在浙江生产运到新疆去出口俄罗斯？这个在朱玲老师的文章里面，她自己就提供了答案。朱老师问了当地的人，当地人说我们本地人开过类似企业的，但是我们当地生产出来的鞋子要比在浙江生产出来再长途运输到新疆的还要每双贵一块钱，这就是体现出了经济在浙江集聚带来的生产成本节约的好处。
    我们再来讲要素流动，如果说土地、劳动力和资本三大要素的话，土地是不流动的，这是自然属性；高技能劳动力是流向他们充裕的地方；资本流向它们稀缺的地方。中间这这句话好理解，我跟聪明人在一起就可以享受他的外部性，自己也更聪明了。我们来讲一下第一句话和第三句话。
    先说土地。土地在自然属性上是不流动的，但是熟悉我的观点的老师和同学可能知道，土地虽然是不能流动的，但土地的使用权是可以流动，我一直在主张，建设用地指标要跨区域配置，现在一个在实践当中重要的问题就是农民宅基地的使用权可跨地区流转。比如说，一个农民已经到上海来打工，全家都来了。——注意我说的是全家都来了，而且是自愿的。——另外要有合理的土地使用权的市场定价，这时，我家里住宅空的，没有用了。那我可不可以做这样一件事情，我把老家的宅基地复耕成农业用地，与此同时，我把这个宅基地所对应的面积的使用权带到上海来，允许上海把郊区的农地变成工业和住宅用地。在这个过程中，土地没有动，但是建设用地的指标和使用权动了，它使得上海的农业用地可以变成工业用地了，为什么不呢？科斯定理告诉我们，产权界定给谁不重要，只要有市场机制，就可以通过交易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在建设用地指标和使用权的交易中，关键是要以农民在城市里有就业为前提，并且要基于自愿和合理的价格形成机制，这就不会剥夺农民了。
    理解土地的使用权是可以动的，这对于提高土地资源的配置效率非常重要。我刚刚讲到，西部城市面积扩张速度已经是人口扩张速度的3倍了，为什么不能允许内地把他们的建设用地指标拿来给沿海发达地方用呢？我们现在简单地禁止建设用地指标跨省再配置，结果是什么呢？我给大家讲几个现象：
    第一个现象，你们知道上海还有多少耕地吗？上海有1000平方公里耕地，相当于上海市域面积的三分之一。很多人说上海没地了，这是典型的不了解情况。请问，纽约、东京、新加坡、香港种很多水稻吗？有人说，东南沿海土地那么肥沃，就应该种水稻。经济学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理，就是比较优势。一个城市的土地用来干什么，应该由它在各种用途上所能产出的相对更大的用途来决定，与中国的其他地区相比，上海这样的地方更应该将土地用于发展二、三产业和创造就业，这就是比较优势原理。有人会问，那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怎么办？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是国家战略，应该在全国范围内实现，而大城市发挥二、三产业和创造就业的优势对全国人民有利。
    而且，不要误以为城市扩张对保护耕地不利。随着大城市的发展，反而更有利于保护耕地。我再报一个数据给大家听，中国现在农村的居住点加起来是中国城市建成区面积的几倍，大家知道吗？4倍！这意味着什么？就算东南沿海地区的城市扩张了，因为城市的人口密度更大，只要农民进城后，老家的宅基地复耕为耕地，东海沿海种水稻的面积反而可以更加。当前出现城市面积扩张，而农村宅基地面积也同步扩张，这是因为制度出了问题，农民在城市里不能长期定居，结果是，他们在家乡还有占用宅基地，房子建好了，却空着。不仅如此，当前的政策还在补贴农民在农村购买建材和建房。大家可以想一下，这里有多少资源浪费。
    在土地这个事情上，你们如果到全国各地去调研，去看看一些沿海城市在干什么？比如说，我在大连和浙江一些沿海的市调研，大家在填海造地。注意，不是没有地了，而是明明有地，没有用地指标了，于是填海造地，一个相应的结果是我们国家岛屿的面积在急剧减少，这真是太可惜了，根本就没看到未来岛屿有多值钱。一些有山地地方在将山削平了造城，这个成本有多大？与此同时，我们在说沿海的生产成本上升。沿海成本上升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政府把地给管住了。地价和房价快速上涨的拐点就是2003年，而那一年恰恰是中国对于建设用地指标严格管控，并且把建设用地指标作为支持内地发展的政策拐点年。
    地价和房价上涨的一个结果就是带动工资成本快速上升。工资成本的上涨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劳动力的现象，很多人都说，这是“刘易斯拐点”到了，可是人们却忘掉了一件事，劳动力工资快速上涨的拐点也出现在03年、04年前后。怎么那么巧呢？在一个市场经济国家，一般来说住房的支出是工资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你说中国工资涨是为什么？房价、地价往上涨，工资当然跟着涨。而我们今天却把这个现象理解为是劳动力供给不足。我是经济学家，我跑到云南去玩，腾冲的火山公园里，卖纪念品的人比游客还多。中国的人口普查显示，在2010年末，仍然一半的中国人口生活在农村。这时候，我们说中国劳动力短缺了，“刘易斯拐点”到了，中国的现象到底是劳动力不够了，还是制度阻碍劳动力流动了？如果没有户籍制度，农民进城后公共服务可以均等化，当前表面上的劳动力短缺是不是会缓解？如果土地使用权可以交易，地价上涨得到遏制，工资的上升是否也会相应趋缓？
    再来讲第三句话，资本流向资本短缺的地方。这句话是非常容易引起人误解的，从字面上理解这句话，中国当然是西部缺资本，所以资本应该往西部去。问题是什么叫“缺资本”，如果你认为欠发达的地方就缺资本，我就问你为什么全球最大的吸引FDI的国家是美国？经济学里面缺和不缺的标准是谁回报高，资本往美国流，因为美国资本回报最高，所以美国最缺资本。同样的道理，中国哪里缺资本？就是资本回报最高的东部，东部一些发达地区高利贷盛行，就是资本回报高、缺资本的表现。而当前中国的利率是管制的，实际利率是被压低的。如果现在利率不是那么低的话，西部要死一大批企业，地方政府债务会出现偿债危机。利率改革迟迟不能推进，实际上就在担心这个结果。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的潜在风险本质上跟希腊的债务危机是一样的。在欧洲，经济扩张期大家都借债，经济一紧缩，希腊的债务危机首先爆发，因为它的劳动生产率最低。
    相应的一个现象，就是温州的现象，温州的企业一长大了就跑上海去了。温州企业知道上海贵。它到上海就是要规模经济，上海的金融服务好，上海的贸易成本比较低。这就是生产要素流动的结果。那么，什么样的企业会离开上海呢？，随着来上海的企业劳动生产率越来越高，地价越来越高，有些劳动生产率相对比较低的，它觉得支付不起这么高的价格了，它就离开上海了。所以，集聚和扩散永远是同步发生的，这是不是很简单的经济学道理？
 
 
 
 
三个答案
    有关区域和城市发展的秘密解开了。东京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因为生产者和消费者都获得了商品的多样性。东京人口密度最高，是因为它能够把拥挤、污染和犯罪水平都保持在尽可能低的水平上，有机会大家可以去东京看看，我一直说东京是我最喜欢的全球城市之一，非常干净、非常漂亮，生活非常方便。而拥挤、污染和犯罪就是我刚刚讲到的3个M，这3个M分别对应着time、grime、crime三个词，对应着拥挤、污染和犯罪这三个方面的成本。只要把这3个M的成本降下来，这个城市还是可以不断提高它的宜居程度，可以不断地长大。东京就是因为这3个M成本低，所以全世界最能利用规模经济的城市就是东京。
    这就产生了中国城市发展的两条道路选择，我们觉得现在有城市病的时候，是应该去治病呢，还是应该通过把人口减少让这个病不要出现呢。如果你相信全球城市发展经验，那么，城市有病你治病就行了，交通拥挤你发展地铁，环境污染你改变产业结构，犯罪率提高你促进社会和谐。不能说城市有病，就把城市规模管住。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你就倒洗澡水把孩子也倒掉了，因为城市没有经济增长，没有竞争力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通过国际比较，我要说中国的大城市还不够大。如果我们把上海、广州、北京去跟东京、纽约这样地方的人口密度比较，相对接近的是上海，市中心的人口密度接近东京了，但郊区还有余地，而北京和广州这两个地方的人口密度比人家还差得远呢。
    第二，我们再回到刚才讲的西伯利亚。西伯利亚人口稀少，因为基础设施好，只要有铁路、有输油管，西伯利亚的资源可以往莫斯科附近运，西部利亚没有必要有那么多人呆在那个地方。那么，中国基础设施够好吗？不够，比如机场，中国有几百个机场，而美国仅公共机场就有5000多个，这还不包括私人机场有13000多个，差距还非常大。比基础设施差更严重的是市场分割。按照道理来讲，中国的地区和地区之间应该没有市场分割，但实际上，中国省和省之间省界分割非常明显。我自己的研究发现，两个相邻城市恰好又在两个不同的省的话，中间这条省界相当于把这两个城市拉开了260公里。一个具体的体现就是高速公路收费，据说全世界70%的收费公路在中国。公路收费给流通成本所带来的结果就不是基础设施的问题，而是一个制度的问题了。
    第三个方面我们来讲国家，关于非洲落后的解释有很多很多。在《世界发展报告2009》里的解释就是地理，它说非洲有三分之一的人口居住在资源稀少的内陆国家。资源稀少还不要紧，如果可以自由移民，人可以迁移到港口城市附近，麻烦的是内陆国家的居民又不能移民到港口城市。形成对照的是，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口生活在资源稀少的内陆国家的比例只有1%。我们再来看中国的情况，贵州是一个资源稀少的内陆“国家”吗，如果当前户籍制度不改革，基础设施不完善，再加上制度上有那么多市场分割，中国的内地，像贵州这样的省份就会像内陆国家一样。但是贵州是在一个有港口的国家，为什么不能那里的居民移动到可以在全球分工体系里面发展制造业的沿海地区来呢？内地省份为什么要去通过发展工业来致富呢？事实上，中国的内陆省份很多都是资源丰富的省份，旅游资源也丰富，在这样的地区，要致富的最好办法，就是减少人口，让不愿意迁移的人口的人均资源占有量上升。
    再看看美国，美国的地区间收入差距比较小，美国中部的省份在干什么？其实就三件事情：第一是种玉米，第二是黄石公园，第三是铜矿。这三个分别是农业、旅游业、资源产业的代表。农业、旅游业、资源产业依赖的投入品分别是土地、自然风光和矿产，这三样东西都不能动。对于不能动的资源，要让从事相关行业的人富起来怎么办？只能减少人。美国中部的州都人烟稀少，但是他们还可以很富，不需要发展工业。
    中国最最漂亮的地方就是西部，资源最丰富的也是西部，在地理缺乏优势的情况下不需要发展那么多工业，除非是服务于当地需求的工业。否则，如果把环境搞坏了，今后将错失发展旅游的机遇。盲目发展工业，很可能招来的就是污染企业。有一次，我到河南去给政府官员讲课，当地政府官员听了，说您讲的太对了，我们这些地方没有地理优势，也没技术优势，上级又考核我们招商引资，我们只好招来污染企业。
上面我说的这些如果总结成政策含义，也相应地可分为城市、地区和国家三个层面。第一，在城市要强调规模经济，要尽量减少3个M的成本，最大化城市发展所能带来的收益。第二，在地区之间要着眼于生活标准的均等化，而不是经济规模的均等化。要减少交通成本，兴建基础设施，促进市场整合。当然，不是说财政转移就不要做了。对于人口流出省，有一个问题解决不了，就是公共服务，因为公共服务本身也是有规模经济的。这时，就需要通过财政转移帮人口流出地区发展教育和医疗。换句话说，不要通过财政转移去搞工业，因为那是没有市场竞争力的，不如将钱投在人力资本上，教育和健康都可以跟人带着走的。第三，就是国家政策，可以总结为两句话。第一句话，以国际贸易代替劳动力流动，在低技能劳动者不能跨国流动的情况下，发挥劳动资源的比较优势，借助于国际贸易，仍然可以致富。第二句话，由于发达国家只要高技能者不要低技能者，所以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就要对高技能者的流出设置障碍。
 
 
 
 
 
 
已知和未知
    我刚才讲了理论，接下来我们总结一下。
首先，我们知道了什么？我们知道的是规模的好处，城市规模对于生产率和经济增长都有益。有人会问，大城市那么大了，外来人口再来怎么就业？我在《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9期发表的那篇文章，就在讨论城市规模和就业的关系。我们发现，城市越大就业率越高，失业率越低。外来人口进城，既增加劳动力供给，也增加劳动力需求，只要有需求的规模经济，需求增长比供给还快，结果就是失业率反而更低。我最近在做的另一项研究是要研究城市人均教育水平对收入的影响。我发现，城市人均受教育年限增加一年，这个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大约提高20%，这也是城市规模的好处。
反过来讲，我们如果要是不相信规模有好处，也不相信地理的作用，政府就会限制城市发展。当前的做法无非就是行政主导资源配置，把户籍管住，建设用地指标更多地配置给内地，这导致什么结果呢？我跟陈钊的一系列合作研究发现，在上海没有户籍的外来人口比有户籍的本地人口不快乐，也不信任。在信任这个维度上我们有三个指标，一个是信任周围的人，一个是信任小区居民，一个是信任当地政府，外来人口这三个指标上都是明显低于本地人口。与此同时，外来人口还出现了聚居现象。在上海，有些家长不愿意让自己的小孩跟外来人口的小孩上同一个学校，加剧了外来人口的聚居现象。大家想，不快乐、不信任的人住在一起，将给城市治理带来极大的麻烦。
    与我们已经知道的城市规模的好处相比，我们其实并不知道的，是那些被称之为城市病的东西，到底在多大意义上跟城市规模有关系，我们研究不够。根据我现在已经完成的研究，一个省内的人口越是向中心大城市集聚，单位GDP排放越低，这个道理在哪里呢？还是规模经济，监督和治理污染排放都有规模经济。
    还有一个问题是关于犯罪。我的同事陈硕在用省级数据开展的犯罪研究里，同时放了两个解释变量，一个是这个省的城市常住人口比重，另一个是常住人口里非本省户籍的外来人口比重。他发现，第一个指标不增加犯罪，而第二个指标增加犯罪，这意味着什么？一个外来人口进城，他肯定增加城市人口增加，而他是否增加第二个比重取决于你给不给他户籍，你给他户籍，他就不增加外来人口比重。外来人口的比重与犯罪率正相关，这说明现在的犯罪不是人口规模导致的，是制度导致的。你越限制外来人口，越会导致没有户籍的人口比重上升，从而增加犯罪。这是我们现在有限的几个研究，跟犯罪、污染有关系，我觉得在这个方向上还有大量可做的研究。
    最后，我再讲讲动钱和动人的这个问题，按照我刚才讲的一系列的东西，其实结论已经非常清楚了，要动人为主，动钱为辅。在动人的基础上，蛋糕做大，也人均收入意义上的平衡了，最后，政府动钱去做公共服务均等化，投资于教育和健康。
我今天讲的是中国问题，也是全球性的问题，就是在一个国家内部的区域发展政策怎么做的问题。《经济学家》杂志曾发表过一篇文章，专门讨论英国的问题。英国以前也是通过动钱的方式去支持威尔士等相对落后地区的发展，但是英国现在思维转变了。他们说，我们持续给威尔士钱，结果还是就这样子了，以后，不如把钱补贴在教育和健康上，做大做强人能够流动的能力。具备了发展的能力之后，有能力迁移的人自然会追求更高的收入和更好的生活。剩下的人，更多依赖当地的资源，人口减少后，人均资源增加了，也一样能够致富。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和复旦大学教授。本文为作者在上海财经大学“上海中青年区域经济学者论坛”第十八讲上的演讲，有删减。王国培编辑。工作邮箱：dfwanggp@wxjt.com.cn）
 
 
 
 
 
 
 
有话要问
 
 
    提问：陆老师，我有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前面您提到一句话，我们在评论大学生就业的时候，说大学生在大城市里面留，有些人可能认为他们就业难，还留在大城市，这很傻。其实不是这样。听了您的报告以后我有一个疑问，就是政府的管理者他们其实也不是傻子，他们可能也知道刚才您讲的很多道理，为什么现在我们的西部开发政策和户籍管理政策还是这个样子？
    第二个问题，是不是考虑到中国历史的传承问题，因为我们中国的户籍政策是持续了两千年，从先秦时代就开始一直到现在，一直是存在的，这是不是跟我们两千多年来户籍管理政策的延续效应是有关系的？
    第三个，现在很多学者在研究中国问题的时候，都把很多一些人文和伦理的要素内生化，比如说像中国这种家庭观念，属地的观念，以及我们对于祖宗、祖坟这种观念。一对比就会发现，其实很多西方的例子和思想理论可能不一定适用。这三个问题其实是同一个问题，不知道陆教授是怎么理解的。
   
    陆铭：第一个问题是这样的，我前面所讲的所有这些东西是站在全社会福利最大化和经济增长最大化的基础上的，是一个经济学问题。而你刚才讲到，比如现在现存的很多制度是一个政治经济学问题，政治经济学问题是最大化本地利益的结果。比如说以户籍制度为例，作为个体的学者你可能会同意我说的话，但是你如果作为一个上海人，你可能就不同意我的话了，因为你担心的是外来人口进来以后会分享你的公共服务，所以这两个逻辑是不一样的。现在很多中国的公共政策的逻辑是后者而不是前者，这也是为什么我在我的一系列文章中都在讲一件事情，就是“为了公共利益”。大家要转变自己的思维和行为模式，不能只追求个体的利益，但是忽视了公共利益。我为什么要讲公共利益？因为忽视公共利益的结果是整个中国的经济增长没有动力了，对于个体，最后实际上是亏的。
    比如说我再给你讲一个具体例子，我前面讲到中国的内地省份的政府债务很像希腊债务。中国今天出现什么事情呢，外地人到沿海来有阻碍，所以很多人得在内地就业，内地政府也需要税收给他们提供公共服务，所以内地政府就需要土地、财政转移、产业内迁、兴建基础设施。没钱就借债，借完债还不了，怎么办？中国是统一货币政策、统一财政政策，所以一旦出现地方政府还债危机，中央可能会出钱救地方，但中央的钱哪里来的？还是发达地区交得多。按照这个逻辑转一圈，短期发达地区不让外地人进来好像是保护了自己的，但在刚才这个逻辑上转一圈，最后负担还是发达地区背。这就是局部利益和公共利益，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的关系。你说，我作为学者应该讲局部利益、短期利益，还是强调全局利益和长期利益呢？肯定是后者，这就是我给你的第一个回答。
    第二个，历史传承，我不认为这是需要讨论的问题。户籍制度在计划经济年代所起的功能，以及在解放之前所起的功能，主要是一个管理功能。在那个年代中国是一个农业社会，农业社会的主要投入要素就是土地，而土地是不可以流动的，所以人口流动的要求没有那么大。现在是工业服务业为主的经济，要集聚，要求劳动力流动，这个时候户籍从管理功能变成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功能。当经济发展的大背景发生如此深刻的变化的时候，说户籍制度是一个历史传承，我认为毫无必要。
    第三，伦理、人文、属地、宗族，我也认为对中国人的行为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有没有重要到那个程度，以使得中国人就不愿意流动？我告诉你一个数据，即便是在现在户籍制度管理这么严的情况下，根据对农民工的调研都告诉你，大概有80%的人是愿意呆在城市的，更不要说户籍制度放开了。我前面给大家看的那些数据，也都是在有户籍制度管理情况下出现的，户籍制度如果进一步放开，这些情况只会更加加剧。
   
 
   
    提问：我想问的问题，现在好像西强东弱，西部的经济增长率已经超过东部了，当然我也认为可能这是一种悖论，或者是现在暂时的情况。我觉得陆老师总的观点是赞成大城市的发展，但是从城市的发展来说，至少从上海，可能它在升级转型方面是不是处于停滞的状态？城市不死，城市怎么样可以不死，城市的升级转型过程中，它需要注意哪些方面？
   
    陆铭：上海产业发展的动力不足有很多原因，我只讲跟我今天讲话有关系的东西，没关系的不讲。比如说要促进上海服务业的发展，要改变税收，改征增值税，这跟我讲的没关系，我不讲了。我先讲西强东弱问题，西强东弱是一个结果，恰恰因为大量的产业往内地转移是通过行政性的方式推动的，它当然增长率快起来。东部呢？土地价格往上涨，劳动力价格往上涨，生产成本上升，创新能力却不足，当然增长率下降。
    很多人把政策的结果当成实施目前政策的理由，这不对。恰恰因为出现目前这样的情况，应该通过要素流动给东部的发展进一步注入活力，要让中国的生产要素成本跟它的劳动生产率相匹配。我们很多人讲“倒逼机制”，说我们东部生产要素成本上升，倒逼产业转型。“倒逼”我都不知道英文怎么翻译，我看，倒逼就是计划经济。
    产业升级和转移，只有在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劳动和资本的相对价格发生变化的时候，企业会说劳动力用不起了，我得多使用资本。现在呢？我认为，现在劳动力价格是我由刚才讲的要素价格扭曲导致的，建设用地指标不能跨地区再配置，于是，沿海地区的房子太贵了，所以工资要跟着上涨。如果劳动者的素质和技能没上涨，这样会有产业转型吗？在目前这种情况下不会有产业转型的。
    上海的问题不是说通过政府搞一个平板彩电，再搞一个光伏产业就搞得好的。上海今天要做的就是不要再种水稻了。与此同时，你让外地人进来，外地人进来有什么好处？你现在不是说第三产业没有发展起来吗？一边说第三产业发展不起来，一边说上海如果外地人的子女在上海读高中的话，高中数量要再增加一倍。既然知道这个，为什么不增加高中呢？你把全上海变成全中国的上海，更多的人到这里来读高中、读大学，还有看病，不就转型了吗！
    我们再讲金融，今天说我们要发展金融，政策采取了一些人才计划给人提供公寓，免费公寓。可是，你要招的华尔街那些人要你的公寓吗？人家要的是保姆，双语学校，上海要发展这些，而这些谁来做？我们现在的政策限制低技能劳动力的流动，结果会造成城市的劳动成本上升，服务业价格上去，生活质量下降。这些都会影响城市对于高技能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作用。
   
   
   
    提问：我是同济大学来的，想问陆老师一个问题，陆老师说还是要发展大城市，但是德国模式是以小城市为主。我刚好10月份也到德国去，在慕尼黑看了一下，它是小城市模式，交通很发达，它每一个城市都有故事，都是比较老的房子等等，它也发展的很好。
   
    陆铭：你看德国在哪里？在国际比较的图上，它和其他发达国家一样属于集聚程度很高的国家。西方国家的小城市很好，很多，而且生活质量很高，前提是大城市已经足够集中了，所以这时候小城市就可以提高生活质量了，因为那里人口密度小。比如，一个地方种种土豆，搞搞旅游，收入水平也高了，小城市当然漂亮。但是它的前提是高度集聚，小城市的发展好是人口充分向大城市集聚的结果。你看德国，德国的发展水平还没有美国高呢，它的集聚程度比美国高。你不能到一个国家看到几个小城市很漂亮，你就以为它是小城市为主了，不能这样以为，那是集聚的结果，恰恰是因为集聚了，才会使得那些小城市生活水平、生活质量提高。大城市总归比小城市要拥挤、污染、犯罪更多，小城市没有这些问题，环境很漂亮，不同的城市间生活质量是平衡的，前提是大城市已经把人集中走了。
   
  
 
  
   
    提问：就是你提到这个土地换户籍的问题，上次你也提过，华生也有这样的观点，范建勇老师他也有一个跟你相似的观点，你们几个人之间这种观点的差是什么？
       
    陆铭：华生和我们的不同小于我们跟主张土地私有化的学者的不同，所以我们先把土地私有化跟我们讲的方案的差别讲出来。土地私有化跟我们所讲的建设用地指标的再配置和交易相比较有如下缺点：第一，要修改法律，这个有巨大的障碍，而建设用地指标的交易方案不需要修改法律。第二，即使修改法律是算可能的，土地私有化也会遇到来自于地方政府巨大的阻力，而建设用地指标的交易方案可以仍然允许地方政府分享土地增值收益，在现有体制下，比较容易推行；第三，土地私有化会造成一个巨大的财富分配不均，大城市近郊的土地和大城市远郊、内地的农民拥有的地的价值完全不一样，天壤之别。而在建设用地指标的交易情况下，我拥有的是来自于安徽的一亩地的指标还是来自于陕西的一亩地的指标，它最后实现的价值都在上海实现，所以，建设用地指标的价值是一样的，跟它原来的来源没关系。
    华生的观点和我的主张的差别在哪里？我们两个人的共同之处是在建设用地指标和人一起走，这点是共同的，也是主要的。如果说有细微的差别的话，他的提法是计划经济，我的提法是市场经济。他的意思就是说，大城市吸纳更多农民工，就给你更多用地指标，但是给多少呢，仍然是计划经济。而在建设用地指标交易之下，一个农民工如果愿意放弃他的宅基地指标，这个指标给上海还是给广东，他可以根据价格来决定。这样，就利用了市场机制，增加了农民的选择权。
   
    提问：土地用途改掉，他还能回得去吗？
   
    陆铭：他为什么要回去呢？
   
    提问：他要是在城里找不到工作。
   
    陆铭：我已经把钱给你了。
   
    提问：钱给我了，花掉了或者我用掉了。
   
    陆铭：首先，建设用地指标交易可以设定以有工作为前提。其次，钱给你了，你花掉是你的事。即使在现有的征地制度下，也有农民将征地款花掉。政府要做的是，农民进城后要有城市居民的社会保障。我这么给你回答吧。我到重庆去调研，到一个国家级贫困村，我问了一个农民，这个农民一看就是受教育程度不高的，我就问了他这个问题，“有学者说，不允许农民将土地进行买卖和抵押，是为了保护农民利益，你怎么想？”你知道他怎么回答吗？为什么城里人可以用他的房子去做抵押，而我们农民不能把我们的地用来抵押呢？城里人可以抵押了，把钱花掉，然后你们现在说不让我们的地流转是要保护我们？这就是他的回答，都不用我来回答。
    林毅夫说过一句话，农业经济学在过去的发展证明了一句话，农民是理性的。他如果要是真把钱花掉了，你让他花，那是他的事情。政府接下来该做什么？社会保障，托底。怎么花钱你还能管他？政府现在讲，要提高老百姓的资产收入，农民最大的资产就是他的土地和土地的使用权。然后你说这个东西不能交易，世界上什么东西是不能交易的资产？你现在手里就算有黄金，我说你不能交易，那叫资产吗？
   
    提问：现在主要是陆老师你讲的这一点，国家担心乱了。
   
    陆铭：国家担心乱，我们就要去跟他讲，你不用担心乱，你不能说担心乱就不要干，现在我告诉你，你越担心乱，你越不改，结果是更乱，问题更多。我前面讲到的城乡之间的差距问题，农民工不能市民化的问题，进城的农民因为身份问题而不快乐、不信任，又住在一起，这些问题能回避得了吗？
    我们要和政府讲你改革太慢了，我们做学者的就是要讲这些话，学者要多为老百姓想。
   
    张学良：这个学期我给学生上区域经济学的研究生课，在这堂课上对于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重心在哪里，我们做了三次讨论。将来中国的增长仍然是在东部地区，今天的经济增长的西高东低、北高南低，它只是一个短期的现象。另外，西部不是不发展，但是在什么地方发展呢？城市群。西部可以发展，但是发展也要讲效率，也要讲集聚。
    关于中国的城市化，实际上是解决邓小平的问题。邓小平提出了两个大局，上世纪末要解决第一个大局，就是中西部服从大局，东部率先发展；第二个大局，当东部发展起来之后，要支持中西部的发展。邓小平去世了，他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他提出解决的想法，但是如果用非市场的手段解决的，今天来看是失败的。
    我这次给区域经济学课出的期末题目非常有趣，我说十八大报告里面提出来要优先进行西部大开发，要把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配置到农村去，我让学生来回答，这个跟我们讲的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心不在西部，怎样来理解，我现在也没有看到答案。我只想把十八大的报告跟我们课堂上讨论的东西做一个对比，意思很明显，今天的政策，有很多东西是值得我们担忧的。我们的问题是，到底是要人的发展还是地的发展，现在的悖论是要以地的发展来代表人的发展，这个是错的。我跟陆老师的观点是一样的，以人的发展为根本。人是可以动的，而地是不能动的。
      
    陆铭：我多讲一句，我们很多很多的问题，都忘了经济学的最基本的原理。我们都是学经济学的，经济学最最基本的原理，是生产要素应该由市场定价，生产要素流动要自由。这一条我们能不能形成共识？这一条如果能形成共识，今天的发展政策是否正确，你就拿这个去对。你想，经济学原理里面，或者说经济学的研究，到目前为止有几条理由是支持生产要素价格扭曲了？只在极其个别领域里，比如说在国际贸易里面，在产业发展，国家层面的产业发展政策里面才有扭曲要素价格的可能性，比如说补贴研发。没有一个经济学的原理讲过在一个国家的内部是要扭曲生产要素价格，或者要阻碍生产要素流动的。
（张学良为上海财经大学区域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