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接后工业化社会
陆铭，2024，《迎接后工业化社会》，《文化纵横》，6月号，116-125页。
迎接后工业化社会
陆 铭
一、引言
中国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人们的认知和行为往往滞后。当前，中国的人均GDP处在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行列迈进的阶段。进一步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必然伴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和经济结构的升级。在产业结构方面，第三产业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已经超过一半（2023年的比重为54.6%），经济事实上进入到了后工业化阶段。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来看，只要发展水平逐步提高，服务业占比还将持续上升，中国要做好迎接后工业化社会的准备。在工业化时期形成的一些思维方式和行为惯性越来越不能适应后工业化阶段的需要，如果不调整，经济发展的动力将会受到制约，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将持续面临供给侧短板。
二、后工业化社会的来临
从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来看，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伴随着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再向后工业化社会的变化。其中，经济从工业化向后工业化过渡的驱动力主要有两点。第一，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以后，生产要素成本低廉的时代逐渐过去，制造业的竞争力越来越多来源于独立发展的研发、设计、品牌、销售等生产性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发展中国家早期分工于附加值较低的制造环节，而随着发展水平的提高，产业会向附加值较高的生产性服务业环节攀升，其国内经济的服务业占比相应上升。第二，消费性服务业的发展。经济发展必然带来人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和消费持续增长，而人的需求是有层次的，将逐步从温饱向享受过渡，新增的收入将更多用于服务消费。基于以上两个机制，现代化进程将伴随着服务业在GDP中的占比不断提高。相应的，制造业占比在工业化阶段是逐步上升的，然后随着服务业占比继续上升，制造业占比出现下降。同时，人均GDP所表征的发展水平越高，服务消费在消费中占比越高，农产品消费占比越低。
服务业在GDP中的占比持续提高必然带来其就业占比相应提高，技术进步更是加强了就业的服务化。通过使用机器和技术，制造业里相对标准化的就业岗位比较容易被替代，而服务业需要从业者为其他人提供个性化的服务，资本替代就业的可能性较小。换句话来说，在技术进步中，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得相对更快，而服务业则很难实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于是，技术越是进步，为了满足人们持续产生的服务需求，就业越向服务业集中，这种现象被经济学家称之为“鲍莫尔病”。在中国存在把鲍尔莫尔病真的当作病的误解，认为需要去克服这个病，甚至有人认为发展服务业是不利于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而实际上，鲍莫尔病所刻画的只不过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特性差异以及就业服务化背后的原因。可以说，制造业的技术进步带来的劳动生产率提高越快，就业服务化的速度也就越快，鲍莫尔病就越明显。这本质上不是因为服务业阻碍了技术进步，而是因为人们有持续增长的服务需求，如果服务工作难以被资本替代，就只能投入更多的劳动来进行生产。近年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替代了很多制造业标准化的岗位，却创造了大量服务岗位，例如骑手、外卖小哥、专车司机等等，加速了就业转向服务业的“鲍莫尔病”。因此，鲍莫尔病不是病，即使是病也是个“富贵病”，它反映出了社会整体上的技术进步，以及人们对服务需求的持续增长。
经济的逐步服务化是个客观规律，不同发达国家走过的历史路径非常接近。在中国有一个非常流行的观点，认为存在德国模式，要向德国学习制造业发展，要提高制造业比重。向德国学习先进的制造业发展，这一点是有共识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要维持高的制造业比重。其实，从经济结构转型来看，德国并非例外，它的制造业占比也是随着经济发展而逐渐下降的。如今德国的制造业在GDP中所占比重大约是18.4%（2022年），类似的，日本的制造业GDP占比是20.4%（2021年）。当然，相对于英国和美国这样所谓“制造业空心化”的国家来说，德国和日本的制造业占比仍然是高的。但其实英国制造业占为为8.4%（2022年），美国的制造业占比为10.7%（2021年），也没有想象中那么低。而且我还要特别指出，在欧元区成立之后，统一的货币和欧元汇率实际上相当于德国货币相对于其他国家有所贬值，同时，在欧元区内部的国家间，相当于实施了1:1的汇率，是有利于生产率较高的德国向其他国家出口的。而德国的面积相当于中国的长三角，所谓的德国模式更加像是长三角模式，差别只不过在于德国向其他欧元区成员国的出口，相当于长三角在中国的国内贸易而已。因此，作为欧元区一部分的德国不宜作为整个中国的类比对象。
与发达国家的历史路径相比，中国一直存在服务业发展的不足。尽管中国自身的服务业占比也是在随经济发展水平提高而提高，但是在每一个经济发展的水平上中国的服务业占比都低于主要发达国家历史同期。出现这样的现象，有国内国际两方面原因。在国内，一直存在有利于制造业而不利于服务业的发展环境。从税收体系来看，中国的地方税收以基于生产的增值税为主，而服务业相对于制造业来说企业规模较小，信息不透明，征税成本较高，因此地方政府相对更偏好大规模的制造业。从金融体系来看，中国以间接金融为主。制造业有较为明确的抵押物，更容易贷款，而服务业则缺乏抵押物，因此金融系统天然偏好制造业。尤其是在曾经利率受到抑制的历史时期，更加有利于制造业这样资本密集型的行业发展。从政策环境来说，当前制造业无论从行业进入还是产业管制等角度基本上都是正向政策为主，——除了近年来的去杠杆、去产能和环保等政策，——而服务业则存在着大量的进入壁垒和行业管制。从国际条件来看，在中国加入WTO之后，国内制造业的产能由国际市场消化了一部分。但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国际市场消化中国产能的能力明显下降。当前中国经济体量已经占到全球18%，未来国际上可能也没有那么强的能力来消化中国的过剩产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