冥想

人民城市高质量发展指数报告

7月31日，由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陆铭团队牵头，并在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招商局慈善基金会与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的支持下，编制的《人民城市高质量发展指数报告》在上海交通大学正式发布。

一、研究背景、既有指数与报告特色

二〇二五年七月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标志着我国城市发展进入由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增效的新阶段。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由二〇一二年的53.1%提高至二〇二五年的67.9%，超过九亿人口生活在城市。随着城镇化由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城市工作的重点不再是单纯扩大规模，而是推动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赓续和治理增效，并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会议提出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为本报告提供了直接的战略坐标。

国内外已经形成了一批具有影响力的城市指数。普华永道《机遇之城》主要关注国际接轨、生活质量与城市经济潜力；科尔尼全球城市指数从商业活动、人力资本、信息交流、文化体验和政治参与等方面进行评估；北京大学相关城市高质量发展指数围绕经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六大发展理念构建；上海师范大学全球城市综合发展指数则重点关注城市的连通性、流量与成长性。既有指数为城市评价积累了丰富经验，但共同特点是多以年度统计数据为基础，并以综合排名作为主要呈现方式，在动态反映城市运行、刻画居民实际感受和诊断具体治理短板方面仍有拓展空间。

相较于既有研究，本报告具有三个特点：一是更加全面，紧扣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目标，以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评价城市自身发展，并以体系维度反映区域协同；二是更加细致，大量使用车流物流、互联网平台、政务热线和卫星遥感等多源大数据，补充传统统计在更新频率和空间颗粒度上的不足；三是更加前瞻，将安全韧性、历史文脉、文化活力与智慧治理等新时代议题纳入统一框架，强调分类诊断而非单一排序，推动城市研究由外部框架对照转向立足中国实践的自主知识建构。

二、理论基础、指标框架与测算方法

报告的理论基础由三个相互关联的层次构成。空间一般均衡理论用于解释要素流动、产业联动与城市分工，强调城市不是孤岛，空间均衡也不是资源平均分布，而是在比较优势基础上提高配置效率并促进人均意义上的相对均衡；长期、全局、多维发展的空间政治经济学用于统筹当前与长远、局部与全局、发展与安全；人民城市理念则确立以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为根本标准的价值方向。三者共同构成价值、逻辑与战略相统一的分析框架。

在此基础上，报告从体系、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七个维度刻画人民城市高质量发展。体系指数衡量城市在城市群、都市圈乃至全国网络中的嵌入程度与分工地位；创新指数反映发展动能与创新要素；宜居指数反映交通、公共服务与日常生活；美丽指数反映空气、水体、固体废弃物、温室气体排放与生态环境；韧性指数反映防灾减灾、社会治安、基础设施与房屋安全；文明指数反映人文历史、城市风貌、文化软实力与市民素质；智慧指数反映城市回应市民诉求的治理效能。体系指数以城市群和都市圈为对象，单独呈现；人民城市高质量发展总指数由其余六项城市层面分指数合成。

测算过程包括三个步骤：首先，将正向和负向指标统一标准化，部分极端值明显的指标先取对数处理；其次，采用熵权法，根据指标在城市之间的差异程度客观确定权重；最后，通过线性加权形成各分指数与综合指数。由于各分指数的数据来源和可得性不同，样本城市数量与数据年份并不完全一致，因此结果主要用于识别结构特征和发展短板，不宜对细微名次差异作过度解读。

三、综合指数与城市格局

综合指数显示，全国城市呈现较为清晰的梯队化结构。北京、上海、深圳构成第一梯队，在创新、智慧等价值密集型维度上长期领先；成都、重庆、广州、杭州、南京、苏州、武汉、西安、青岛等直辖市、强省会和经济大市构成第二梯队，是区域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第三梯队覆盖东部沿海地级市、中西部节点城市及部分资源型、生态型城市，其中不少城市在美丽、韧性等对规模依赖程度较低的维度上表现突出。梯队差异主要反映城市功能、发展阶段和资源禀赋，并不意味着所有城市都应沿同一路径发展。

从空间分布看，综合指数总体呈现东南高、西北低、沿江沿海连片隆起的格局，高值区集中于长三角、珠三角、长江中游和成渝地区，并由东部沿海沿长江经济带向内陆延展。省会城市和区域中心城市普遍形成区域高地，对周边城市产生辐射带动。

关联分析表明，综合指数与城市人口规模、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和人口净流入总体均呈正相关。规模经济、财政能力与人才集聚为公共服务、创新投入和治理能力提供了重要基础，人口也呈现向高质量城市集聚的趋势。但在人口或经济水平相近的城市之间，综合得分仍存在显著差异，说明经济发展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能否将经济成果转化为更好的生活、生态、安全和治理，仍取决于城市的发展理念与治理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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