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迹

未来，你好，

新春敲门了。爆竹一响，再坚硬的心，都会变得柔软起来。此时，所有许下的心愿都庄严而美好。未来，我想给你写封信。

如果说这个时代会留下一个特别的印记，我相信，那一定是春节期间涌动的人潮。再过二十年，最多三十年，当现在的青年已经在城里老去，当如今的老年已经安然离世，那时，不会再有那么多人把返乡过年当作一个仪式去完成。我忍不住想，未来，你会看到中国走过一条怎样的道路？

回想这些年来，我们这些读书人写了不少文章来呼吁城市化和农民工市民化，效果有一些，但仍然困难重重。相比日渐累积起来的问题，改革的推进实在很慢。就我自己而言，面对体制和思维的强大惯性，常常会产生一种无力感。即使我用数据列举了那么多当前的城乡分割所累积起来的问题，比如城乡差距，比如社会矛盾，比如效率损失，比如增长乏力，我仍然会感受到令人窒息的麻木、冷漠和对于理性分析的有选择的拒绝。

在我无数次反复讲着令人生厌的理论与数据之后，有满头白发的前政府官员握着我的手说“不能动既有的利益啊”，有朋友半开玩笑地说“你等我儿子考上大学再讲这些吧”，有学生说“上海是上海人的上海”，……在不久前的一次非常严肃的会议上，有与会者说，“现在上海外地人那么多，中央又说要把公共服务给外地人分享，可是我身边的上海人有意见啊，他们说，城市居民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农村居民是有地的，而且还允许生二胎。”……

我相信我的这些听众、学生、朋友和同事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我也相信，在生活中，他们都是善良而勤奋的人。也正因此，我才觉得，连他们都只是习惯性地考虑自己局部的利益，而忽视社会的公众利益，这是非常令人失望的。我想，使得我们的国家仍然有着全世界最为严重的城乡分割问题的原因，在根本上，无非就是惧怕人口流动所产生的对于既有城市居民的利益的冲击吧。可是，更自由的人口流动就真的那么可怕吗？难道目前由户籍制度所造成的一系列的发展困境就不可怕吗？其实，让农民工融入城市，对于城市发展和整个经济的健康运行都有好处，对于这些，我已经说了太多。在这里，我就不唠叨了。

如果理性的分析敌不过情感的诉求，那就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共和国60多年的历史，说说公平吧。在三年“自然灾害”的大饥荒年代，根据不同的估计，全国的死亡人数大约在****万至****多万（注：此文原引用数据基于写作此文时查阅的数据，有重大争议），甚至更多。当时实行粮食的“统购统销”，而在政策上又优先保证城市的粮食供应，所以大饥荒中饿死的基本上都是农民。

在长达30多年的计划经济年代，中国一直是在以压低粮食价格的方式来降低城市的生活成本，保证工业部门的资本积累，有学者估计，通过这种方式由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转移了大约5430亿元的农业剩余。

由于城市偏向于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创造就业能力不足，加上文革期间生产的停滞，于是，当城市青年就业压力难以承受的时候，有1600多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到了农村，在农业人口原本就过剩的情况下，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给农村带去的是更大的吃饭压力。

至于土地，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的进程加快，城市面积急剧扩张，农村土地被征收为国有后用于城市发展，而相应给农民的补偿是以农产品的价值为基准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征地之后土地增值部分的收益分配中，投资者拿走40%到50%，政府拿走20%到30%，村级组织留下25%到30%，而农民拿到的补偿款，只占整个土地增值收益的5%到10%。这种状况，实际上是以压低对农民的补偿的方式增加了城市发展的投入。

再来说说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城市居民的教育、医疗和各种公共服务获得了大量的财政补贴，而农村居民的养老和医疗保障基本上是片空白，农村地区的教育经费基本上是自筹的。这种经济政策的严重的城市倾向直到最近十年才逐步得到改变。

……

过去的历史不能忘记，即使不再提起，我想，也不能说今天让城市接纳农民是对城市居民的不公。那么，剩下的，就只有一个城市“身份”的优越感了。

说到身份，就不妨说说我自己吧。在我的家族里，母亲出生于邓小平的家乡，在建国前家里是当地的大地主，后来，被革了命。母亲很小的时候来到上海，成了上海人。而我的父亲则出生在上海，我的爷爷是众多闯上海的“宁波帮”中的一员。今天的上海人，绝大多数在两代之前都与我的家族有过类似的移民史。不同的是，在上世纪50年代，我的父母中学毕业，响应国家的号召，戴着大红花来到了安徽的一个小村庄，支援内地建设。现在这个小村庄已经成长为一个现代化的风景优美的中等城市。我父母在家里讲上海话，我儿时的记忆里，家里的客人或者讲上海话，或者讲带有各种口音的普通话。我从小最怕人问我是哪里人，因为成长于一个移民城市的移民家庭，我不知道自己应该算是宁波人、上海人，还是安徽人。

长大以后，我了解了自己的家族史，我知道了一个家族的命运在波澜壮阔的大历史里是多少的渺小。我也感受得到来自于母亲记忆里的那些忧伤，她如今70多岁了，仍然记得在6岁之前的优越生活，她仍然会回忆16岁时从繁华的大上海来到安徽的小村庄，她同行的很多青年在哭闹中回到了上海，而她留下来扎了根。后来，我上了复旦，在家人和亲朋的眼里，那叫“回了上海”。作为一个从小在城市里长大的人，刚上大学的时候，听来自农村的同学说，中国的发展剥夺了农民，我曾经无法理解。走在上海的大街上，我分不清自己是外地人，还是上海人。

后来，我成了大学老师，我一直把自己定义为一个“职业读书人”。在我的阅读里，如果说有什么深刻地改变了我，我想，我应该首先提到美国的民权运动。这段历史冰释了我对于身份的疑惑，让我明白，对于某种优越的身份依依不舍，其实就成了不平等的捍卫者。

就在我的父辈大炼钢铁的年代，在美国，国家默许的种族歧视正在造成剧烈的社会冲突。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已经于1954年规定，在公立学校实行种族隔离制度是违背宪法的。然而，在很多学校，并没有服从最高法院的相关规定。1962年，詹姆斯·莫瑞德斯尝试去密西西比州大学上课，但白人大学生对其百般阻挠。肯尼迪总统派了400名法警以及3000名士兵，确保莫瑞德斯可以顺利的去上他的第一节课。1963年11月6日，阿拉巴马州州长乔治·华莱士堵住了亚拉巴马大学教室的门以阻止两个非洲裔学生去上课，肯尼迪总统再次进行了干预。乔治·华莱士在法警、副总检察长尼古拉斯·卡岑巴赫和亚拉巴马州国民警卫队到来之后站到了一旁。

也许是因为在短短的执政时期触动了很多人的利益，肯尼迪总统为他所做的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他与另一位献出了生命的人，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一起，改变了美国。用金的话来说，“美国民主的伟大光辉，正体现在有权利为正确的事情发出抗议。”美国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就在于它为每一位公民提供了平等的权利，哪怕你是黑人、亚裔、穷人或者残疾人。在这个国家最伟大的城市纽约，既有富人的奢华，也有穷人的梦想。截止2008年，36%的纽约人是在美国之外出生的，48%的纽约人在家里使用除了英语以外的其他语言。

在中国，没有美国式的种族冲突，却有地区间和城乡间的矛盾。我总是认为，无论如何，地区间和城乡间的矛盾应该不至于像种族矛盾那样难以解决。我宁愿相信，中国也能够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有无数的人在为之努力，我们应该看见。新春来了，有人在为农民工办自己的春晚；有农民写了质朴的诗，有出版社为他出了诗集，并且有音乐家为其谱上了曲；小崔（永元）在为农民工的子弟学校而呼喊，在央视谴责随意关闭学校的麻木的人们；……

作为一个“职业读书人”，我和我的同行们除了文字，没有其他的力量。我相信，每一点努力都能够改变一些，哪怕只是改变一个人，让他能够拆除心里的那些樊篱。

这是我写给未来的一封信，信里有我关于未来的愿望。我相信，在这资讯畅通的年代，所有善良的愿望都会被传播，即便没有贴邮票，即便根本没有投递的地址。

世界必须是美好的。就让这个愿望，“哪里会有风，就飞多远吧”。
 

陆铭

2013年农历新春于安徽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