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你好，
每年一封的信写到第四回，其实已经表明，我爱上了你，不承认也不行。此时，极寒已经过去，艳阳并未高照，我想与你说一会儿话。
气温降到零下的那天晚上，众人团团围坐，又说起有关限制外来人口的孩子入学的话题。席间有位中年女士，面孔像糯米的点心，原本含义不明的眼睛，似乎又被定义模糊的眼镜遮蔽了，虽然就坐在对面，她一说话，却给人雾霾锁城的压抑感。
不好意思，我还没告诉你当时的对话是怎样的。我的观点，你知道的，无非是解释到，对于有就业的外来人口，不应该不让他们的孩子读书。我对面的这位女士说，城市的公共资源是有限的。这个倒不用我反驳，席间有人回应道，你这样想，是假定公共资源的总量是不变的，其实，公共资源是可以增加的。
那位女士又说，那如果放开外来人口子女的教育，对原来的人也是不公平的呀，因为原来的人给城市做了贡献。听了这话，我就解释了一下，有就业就表明城市对他有需求，他对城市的发展就在做贡献，那公共服务就应该覆盖到他。在这座城市，超过一半的劳动力是外来人口，如果没有他们，城市的运转，以及老年人的养老都会是问题。父母在这就业，他们的孩子却不能在这上学，实际上就是在为增加“留守儿童”做贡献。或者，如果真的这些受影响的外来人口和他们的子女都回老家了，城市居民必然面对更严重的劳动供给短缺，服务价格必然上涨。然后，那位女士大概辞穷了，问了一个“切中要害”的问题，“你孩子多大了？”她的潜台词可能是，她是一个学龄儿童的母亲。
在公共政策的讨论中，遇到私人的问题，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好吧，我没有孩子。不过，我并不觉得这是什么不堪的事。恰恰相反，我觉得挺好，因为没有孩子，使得我能够在类似的讨论中天然地保持利益中立。是的，我无法保证，如果我是个利益相关者，我还能否持有中立的立场。不过，我恰恰觉得，即使哪天我有了孩子，也仍然要向现在的我学习，因为，公正的政策讨论，恰恰是要求我们能够将自己放在利益无关的立场上，这就是“无知之幕”的含义。至于对面这位女士说的，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对“原来的人”不公平这一点，我不得不说，她说的“公平”，确切地说，应该叫作“特权”。
我们都憎恨腐败，但可能并不知道在憎恨的到底是什么，是腐败背后的特权，还是我们自己没有拥有腐败的机会？我对面的这位女士，当我看着她定义模糊的眼镜后面含义不明的眼睛时，我想，如果我们当时在谈论的是腐败问题，她一定会说她也与你我一样的憎恨腐败，不过，按照她对于公平的理解，她憎恨的，应该是她没有得到腐败的机会。
亲爱的，不要为我担心，我在当时的场景下，除了一句“你不能这样说”之外，没有继续做任何的解释。如果我想把公共政策的讨论变成一场菜场里的争吵，面对“你孩子多大了”这样的疑问，我应该回敬一句，“你读书吗？”坦率地说，对于一些拥有话语权的“似乎有知识”的人们，我已经彻底失望，只想沉默。我甚至想，如果他们不是那么有知识，该多好，这样，我们还可以一起办个读书会，学习一下什么是公平，怎么做公民，以及如何在公共空间里保持公正的立场。
亲爱的未来，也不用太担心。我们并不一定需要把希望放在“似乎有知识”的人们身上。要替换一个有自信的成年人脑子里的思想，还不如等我们见到亲爱的未来，现在的一代人被我们的孩子替换掉。在计划加文革思维里长大的一代总是会老去的，未来，等我们见到你的时候，在自称为“全球文明城市”的地方，歧视的言行应该被认为是无知和粗鄙的。我们可以这样期待吗？
前几封给你的信，都是在除夕写的，既迎新春，也迎接你。今年，我有些迫不及待地想见到你，未来，哪怕早几天也是好的。写完这封信，就好像我已经渡过了一个信念的除夕，迎来了被大雪覆盖的新绿。此时，我仿佛遇到20年前年轻的自己，裹着厚厚的棉衣，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到中朝边境。虎山长城下，白茫茫的一片，我在雪地里撒了点野，热气腾腾的。
“这么冷的天，你一个人跑这来干什么？”
我不说话。
我经常这样，怕一出声又是呐喊，吓着了别人。
2016年1月31日春节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