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迹

陆 铭

昨天开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年会的青年专场，会后，有学生过来和我打招呼，说我是他们榜样，说我也是本土博士，这让他们看到了希望。我说，你千万别这样说，我可一直把自己当个学生，你要是从我这看到了希望，那你真的没希望了。

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对着比自己年轻的人说责任感和使命感是非常荒唐的事。其实学术就是个职业，有些自己对其赋予的意义可能是来自于年幼时某个拨动心灵的瞬间，或者是一本书，一部电影。可这些都是你自己的事，在学术这个职场上，喊了半天口号，活儿不好，什么都白搭。

至于做什么和怎么做，在技术的层面上，我当然还是可以做番推理。再重大的思想，最后还是要被人读才算数，所以，学术生产出来的本质上都是商品。只要是商品，就要交换，所以，学术最后就是服务贸易。所以，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学术就是国际服务贸易。凡是贸易，就得遵循比较优势的原理。比较优势原理的意思是说，如果世界上有两种产品，你做什么都比不上别人做得好，——如果你觉得你必须参与贸易，而不是自娱自乐，自生自灭——那么，在贸易分工里，你什么都不如别人也不要紧，要紧的是，你得生产你相对具有优势的产品，就会有人买你的货。我相信比较优势原理也适用于学术，——不好意思，我是学经济学的，如果让我说，我只能说现实，而不是空想。为了证明自己不是个没有理想的人，我得说，真正的理想不能离现实太远。把学生往诗人卧轨的方向上指，并且告诉他那是理想，这事儿，我做不来。

对了，昨天我在年会上讲到了中国研究。我说过，中国正发生着一些波澜壮阔的变革，也发生了一些突发的灾害和事件，这些对于识别一些社会科学的因果关系是极好的机会，也是很多人乐于用中国数据做研究的原因。与此同时，也有很多学者首先是被这些波澜壮阔的变革本身激动着，他们的目标首先是懂得这片土地，然后，他们试图从中国经验中发现学术的一般价值。至于用中国研究回答国外关心的问题，还是中国关心的问题，还是大家都关心的问题，一看兴趣，二看个人的比较优势。至于中国经验是否可以上升为中国模式这样的大事，今天来谈还为时尚早，不如先踏踏实实地积累有关中国发展的真相。大的理论建构如“十月怀胎”，早产可不行。

我刚刚拿了一个社科一等奖。我得借机强调，那是和陈钊教授合作的研究，我一个人可没那么大本事。那项研究的前期工作量巨大，如果离开了助研的努力，也不可能完成。最近，还被学生指出了这篇论文的一处不影响结论的计算错误，我非常羞愧。所以，实在不好意思再谈什么看法，是文科科研处让我写的，有不对之处，你们找我领导去。字数好象还不够，干脆用前些天自言自语的几句话来凑数吧，不过，好象和上面说的有点不搭调。

这个世界有点疯，一点点。

我想象中的大学，是有点沉默的而寂寞的，有几个诗人，几个谈理想的人，空谈也行。时不时的，有激动人心的事，大家跟着激动一番。不过，可能我真的错了。学问是可以数的，于是大家跟着一起数。后来我发现，学问好的人真是不少。再后来，我又发现，重要的人其实没有几个，或者说得狠点，就是没有。

在我心里，重要的人是这样的：他与世界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知道世界的问题所在，他或者批评，或者祈祷，但不太被人理解；他知道如何与别人沟通，不以人的外表与言谈取人，懂得别人的长处和自己的盲点；他偶尔疯狂，偶尔热情无比，有点神经质；他愿意，并且实实在在地关心弱者，在关心强者的同时；他不一定有很多话，但每一句都直指人心，让人必须倾听；他必须在时代所赋予他的生命、使命、宿命中潜行，同时，又对于世间苍生有点居高临下而不盛气凌人的姿态。……

所以，我还是觉得弘一是个重要的人。张爱玲就差点。她太急。她最著名的话是“出名要趁早”，当然是有点道理，不过，这道理实在不重要。傅雷用笔名写文章提醒过她，是出于爱才才用那些笔墨，事后看来，不如不写，因为造化已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