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春，写给未来的第五封信
未来，你好，
你知道吗，我有一个交往不算深的朋友，且让我称他为Ｚ。虽然同住在一个城市，我们也有20年不见了。这些年大家都用上了微信，于是我们出现在彼此的朋友圈里。平时，他卖他的货，我贴我的文，互不打扰。只是偶尔，当我批评“通过控制人口治理城市病”的政策时，他会丢一句评论，比如说，“你不乘地铁”。我也懒得再解释。
2016年，我在孙、李两位同学的帮助下，开通了个人的微信公众号。这个被我取名为“铭心而论”的平台成了我与读者们沟通的新渠道。新年夜的语音节目里，我特意制作了一期新年祝福，送给留守儿童们。元旦的早晨，翻看朋友圈，居然看到Ｚ的点赞。当然，我不太确定这个点赞是因为我配了一首滚石鼎盛时期的《快乐天堂》，而Ｚ也喜欢80年代的华语音乐；是因为我说的题目本身是引人关注的，而我怎么讨论的却没人在乎；还是因为Ｚ真的认同了，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根本办法，是让他们与在城里工作的父母一起进城。不管是哪一种原因，我居然在看到Ｚ的点赞的时候，有一点点感动。也可能是我太期待改变了，而实际上什么都没发生，我只是自作多情罢了。
其实，我对于有知识的人一直保持着谨慎的失望，有时甚至可以说是绝望，这是真话。如果知识界的分歧是在一些全人类缺乏共识的议题上，比如全球化究竟是好是坏，那不奇怪。而事实上，在我们周围，不少看似有理的论点、报告以及建言，挑战的是市场经济最最基本的底线，那就是平等与法制。但这些都被包装在有知识的外表之下，美轮美奂。
去年的某一天，我与一位政府官员讨论到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他跟我算账，说如果一个外地人的孩子在这里接受教育，平均每个孩子每年的财政支出大约2万，有的家庭还一下子带了几个孩子过来，而这些家庭往往还不交税。他的言下之意是，政府不划算。
我当然知道，这笔“账”是很多人心里在算计的，我完全理解，所以，我还是做了一番解释。你看，这无非是个钱从哪来的问题，公共财政的钱有个花在哪里的问题，如果政府有钱补贴亏损的天使基金，但却说没钱办教育，这恐怕不是没钱的问题。就算地方政府真的没钱，这部分跨地区移民家庭的教育支出可以由中央财政补贴。退一万步讲，还可以由移民家庭自己出，只要政府放开办学，民办教育就可以解决外来人口子女上学的问题，历史上就曾经是这样的，虽然这不是个好办法，总也比孩子没学上要好。
还有一笔隐性的账要算，那就是，如果不让外来人口子女进公立的学校，是造成的问题多，还是解决的问题多？农村大量留守儿童的问题，不就是这么来的吗？而且，事实上，那些最近因为政策排斥而失学的孩子其实并没有离开这座城市，他们可能一直会在这里生活下去。我们在短期省下的钱，在长期恐怕要付出成倍的代价吧？
再来看收入端。你看，一些外来人口家庭虽然因为收入低，没有交个人所得税，但他只要在就业，他就创造了价值，他所在企业还交了企业的增值税和所得税，他实际上就间接地交了税，这是国家的税收体系使然。
刚才我还是在“算账”，其实，我最想说的还不是这笔账本身。我想说的是，常住人口的居住、就业与基本公共服务对应，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也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市场经济和法制国家所保障的公民权利。即使我们目前还没有做到这一点，等到中国逐步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这种与众不同的做法，还能维持多久？这些做法，在解释给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听的时候，会不会让我们觉得不好意思？
有一次，我问一位10岁的小朋友，你觉得，如果家里的钟点工阿姨，她的孩子不能在这里上学，这对吗？他说，“我觉得不对，应该每个人都可以来上学。”小朋友当然不明白世界之复杂，但他的话是可以大声向任何一个人说出来的。要我说，孩子善良的天性所指，那些可以大声说出来的话，就是市场经济和法制国家最初的原点。放在当下，这些话可能很不合时宜，但不这样说，我们只会离人类共同的未来越来越远。
又一个新春正在靠近，过去的一年里，世界有点犯晕，我们更加糊涂。不过，我总是偏执地相信，错的，对不了，对的，也错不了。只要都还记得我们出发的原点，纵使乱花渐欲迷人眼，未来的方向仍清清楚楚。
在经历了太多的失望之后，也许很多人已经习惯于自嘲为“屁民”。尽管如此，我仍然想说，屁民总还可以独善其身。失望得深了，倒反而感受得到时刻发生的变化，他可能是远方为正义奔走的律师，也可能是近处即使没车驶过也不闯红灯的孩子。
未来，我其实是在提醒自己做好准备，渺小而有腔调地迎接你。人类有多个历史，但只有一个未来。每个国家，每个族群可能会有独特的道路，但所指的方向仍然只会有一个。
Ｚ君，若你认同我的话，要不，点赞完了，就一起向着未来狂奔吧。
永不停歇。
2017年元旦，新春之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