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

Lu, Ming, Xiao Yang, Huiyong Zhong, 2026, “Pension portability, labor mobility, and regional convergence: Evidence from China,”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104 (2026) 102158.

养老金便携性、劳动力流动与区域收敛：来自中国的证据

陆铭   杨潇  钟辉勇

摘  要：碎片化的养老保险体系阻碍劳动力流动并加剧区域不平等的固化。本文基于2014至2020年个体与省级面板数据，采用渐进双重差分方法评估中国养老保险省级统筹改革，发现改革通过提升省内养老金可携带性显著促进了省内人口流动，这一效应在低技能劳动者中尤为突出。进一步以改革为工具变量，本文发现人口流动改善了就业匹配，流动者的收入与工作满意度均显著提升。在宏观层面，改革推动了省级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与省内不平等的缩小。本文从养老金可携带性改善的视角，为劳动力流动促进区域收敛这一经典理论预期提供了进一步的实证支持。未来中国应深化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改革，促进劳动力在更大范围内的有效配置。

引  言：标准的空间均衡模型认为，随着劳动力从低生产率地区向高生产率地区流动，空间套利机制理应逐步消除区域差距；然而，空间错配在现实中长期存在，成为区域发展领域的核心关注之一（Barro & Sala-i-Martin, 1992; Bathelt et al., 2024）。越来越多的文献将空间错配归因于阻碍劳动力有效流动的制度性障碍（Adamopoulos et al., 2024; Bryan & Morten, 2019; Hao et al., 2020; Tombe & Zhu, 2019）。

其中，社会保障体系——尤其是养老保险制度——的碎片化构成了一个重要却鲜受关注的制度性障碍（Dorn & Zweimüller, 2021）。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这一障碍的影响尤为突出：养老金权益往往是劳动者最为重要的累积性资产，一旦与特定地区绑定、转移接续受到限制，便等同于对劳动力流动施加了高昂的隐性税负（Holzmann & Koettl, 2015），形成“养老金锁定”效应，使得劳动者不得不在迁往高生产率地区获取更高工资与保全已积累的养老财富之间进行权衡（d'Addio & Cavalleri, 2014; Genser & Holzmann, 2019），由此制约了劳动力的有效配置与区域经济发展。针对这一扭曲效应，各国政策制定者纷纷推动改革，力图将养老金权益与地域脱钩——从欧盟的跨境社会保障协调机制（EC第883/2004号条例），到美国向可携带式确定缴费型计划的转型，均是这一方向上的实践探索（Broadbent et al., 2006）。

尽管养老金可携带性改革在多国推行，但关于其经济效应的可靠实证证据仍然匮乏。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微观层面的劳动力流动，且在可携带性改革能否有效释放潜在的劳动力流动性这一问题上结论不一（Andrietti & Hildebrand, 2016; Gustman & Steinmeier, 1993; Haverstick et al., 2010; Thomas & Spataro, 2016）。更为关键的是，既有文献对此类改革的宏观效应几乎未予考察：消除养老保险可携带性障碍究竟能带来实质性的劳动力配置效率提升与区域经济收敛，还是仅仅引发零和式的劳动力重新配置？造成这一空白的关键原因在于多数可携带性改革以全国统一政策或超国家指令的形式推行，缺乏足够的空间或时间变异，使得政策效应难以从同期宏观经济趋势中剥离。随着改革需求的持续增长——从欧盟推进职业养老金的跨境可携带性（European Commission, 2020），到发展中经济体加快构建第一支柱养老保险体系（Park, 2014）——学界亟需提供严谨的实证证据弥补这一研究空白，不仅需要在微观层面提供更为一致的因果证据，更需将视野拓展至宏观层面，揭示其对总量生产率及空间公平的影响。

中国省级养老保险统筹改革的渐次推行，为回答上述问题提供了理想的准自然实验场景。中国劳动力空间错配长期严重（Adamopoulos et al., 2024），人口集聚程度相对发达经济体仍显不足（Li & Lu, 2021）。在造成这一局面的多重制度性障碍中，以市、县为单位管理的碎片化养老保险体系是关键因素之一，长期对跨地区流动的劳动者施加显著的经济惩罚，阻碍了劳动力的有效空间配置（Lin, 2015）。省级统筹改革将省内碎片化的养老保险体系加以统一，有效消除了省内劳动力流动面临的养老金可携带性壁垒；而改革在各省的分批次推行提供了充分的时空变异，使得严格估计养老金可携带性对劳动力再配置与区域发展的因果效应成为可能。

本文利用2017年以来中国各省渐次推行的养老保险省级统筹（统收统支）改革，沿“流动—匹配—总量效应”的因果链条，考察改革从微观到宏观的经济效应。

在微观层面，研究发现改革显著提升了省内人口流动性，使省内迁移概率提高了4.5个百分点，且这一效应在原有体制下受约束最为严重的低技能在业劳动者中表现最为显著。进一步地，将改革作为工具变量，研究发现改革驱动的人口流动改善了劳动力市场匹配效率，使流动者获得了更高的薪酬与工作满意度。然而，就业匹配的改善并未转化为生活满意度的提升，这可能源于户籍制度下流动人口在流入地面临的公共服务可及性不足。

在宏观层面，微观层面的劳动力再配置汇聚为显著的总量效应：改革促进了劳动者从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集聚，推动了总量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与省内经济不平等的缩小。总体而言，本文发现养老金可携带性的改善能够在促进劳动力流动与配置效率的同时缩小区域不平等，兼具效率与公平的积极意涵。为充分实现这些收益，未来应深化全国统筹，提升养老保险权益的跨省可携带性，推动形成真正统一的全国性劳动力市场；与此同时，还需着力消除流动人口在公共服务等社会融合领域面临的制度性障碍，以进一步放大改革效益。

本文的贡献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本文推进了社会保障可携带性与劳动力流动领域的研究。既有文献主要考察雇主发起式养老金与劳动力企业间流动的关系，关于养老保险的锁定效应尚无一致的实证结论（Andrietti & Hildebrand, 2016; Gustman & Steinmeier, 1993; Ippolito, 1985; Thomas & Spataro, 2016），且对福利与宏观经济层面的影响分析有限。本文拓展了这一文献脉络，转向评估公共养老金可携带性如何影响跨地区劳动力迁移。中国养老保险省级统筹改革在各省的分批次推行及其对既有碎片化体系的整合，使本文得以识别养老金可携带性对跨地区人口流动的因果效应及其对区域不平等与劳动生产率的影响。

第二，本文丰富了区域收敛相关文献（Barro & Sala-i-Martin, 1992; Gennaioli et al., 2014; Rappaport, 2005）。经典理论将劳动力流动视为促进收敛的重要机制，然而实证证据显示其效应微弱甚至指向发散（Fischer & Pfaffermayr, 2018; Fratesi & Percoco, 2014; González et al., 2024），这可能源于内生性问题以及迁移流的技能构成差异（Ozgen et al., 2010）。本文利用中国省级养老保险统筹改革作为外生冲击，为人口流动促进区域收敛提供进一步的证据支持，并表明这一效应主要通过低技能劳动力的流动实现，意味着消除这一群体面临的制度性流动壁垒有助于兼顾效率与公平。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养老保险体系的碎片化在许多国家构成劳动力市场效率与区域整合的制度性障碍，在人口老龄化时代尤为突出。本文以中国省级养老保险统筹改革为案例，揭示养老金可携带性对劳动力流动与区域整合的重要意义。

研究发现，改革通过提升省内跨城市的养老金可携带性，在微观层面促进了省内人口流动与就业匹配，在宏观层面提升了劳动生产率并缩小了省内收入差距，为人口流动促进区域收敛这一经典理论预期提供了进一步的实证证据。上述效应主要由大规模低技能劳动力流动所驱动，意味着消除这一群体面临的制度性流动壁垒有助于同时带来效率与公平两个维度的收益。

上述发现具有如下政策启示：

第一，对于寻求社会保障与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之间平衡的国家而言，养老金可携带性改革应被列为优先政策工具，因其有助于同时改善劳动力配置效率与促进区域发展。

第二，养老金可携带性改革应同步推进流动人口公共服务均等化配套改革。可携带性改革虽然降低了流动壁垒，但流动人口在流入地仍面临公共服务可及性不足的问题，制约了迁移福利收益的充分释放，唯有同步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才能确保流动摩擦的降低切实转化为个体福祉的全面提升。

第三，中国未来的改革应加快深化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提升跨省养老金可携带性。本文的研究发现表明，省级统筹降低了省内迁移成本，而跨省可携带性障碍依然存在，使得低技能劳动力以省内流动替代跨省流动。深入推进全国层面统筹，有助于劳动力再配置在更大地理尺度上实现，从而推动形成真正统一的全国性劳动力市场。